《賈樟柯:From文藝范兒To新生代導演》是著名作家羅銀勝的一部傾力之作,演繹了一個文藝青年的夢想之路,同時也是一本內含文藝見解的輕松讀物。
書中記述了中國第六代電影導演領軍人物賈樟柯的成長歷程,以及富有個性的獨特導演經歷,尤其是對賈樟柯心路歷程的描寫十分細膩,不少是獨家披露,一個文藝青年動人的成長故事躍然紙上,相信一定會勾起曾經或正在抱有文藝夢的青年的追憶和共鳴。
《賈樟柯:From文藝范兒To新生代導演》也生動地展現了賈樟柯對電影、文藝理解的精神世界,讓我們認識到,賈樟柯的思考和探索,觸及文藝的核心和本質。
動人的成長故事、精彩的文藝見解 一本內含文藝見解的輕松讀物,演繹一個文藝青年的夢想之路。 他自我表達的沖動和激情找到了最合適的載體和歸宿——電影。他希望在電影里找到表達的自由! ≠Z樟柯是一個電影詩人,同時又非常關注當下這個社會。正如他所言“攝影機面對物質卻審視精神”。 自我表達和集體記憶,文藝電影和藝術電影。賈樟柯用獨特的手法讓電影產生不一樣的質感。
羅銀勝,著名作家。1984年畢業于復旦大學中文系。著述甚豐,其中有《顧準傳》、《楊絳傳》(獲第四屆“全國優秀婦女讀物”獎)、《才情人生喬冠華》、《喬冠華全傳》、《潘序倫傳》、《王元化和他的朋友們》、《紅色名媛章含之》、《周揚傳》、《錢谷融:閑齋憶舊》、《記憶的修復》(香港版)等。
第一章 少不更事
“縣城”情結
一九七○年五月二十七日,賈樟柯生于中國山西省汾陽縣的縣城,汾陽以出產杏花村酒聞名于世,一九九六年這里撤縣設市。
汾陽是進呂梁山前的最后一個縣,一條公路從城區的邊緣擦過,往西幾十分鐘就進呂梁山了,從公路上可以看到地勢略低的整個城區,大部分是灰色的老式民居,現在它們已經被陸續拆遷。
所謂生于斯,長于斯。這古老的汾陽縣城,給予賈樟柯沒齒難忘的經歷,也成為日后的電影導演賈樟柯受之有用的創作源泉,在他身上,有一種濃得化不開的“縣城”情結,他坦言這種情結,血濃于水,難以割舍。這也是理解賈樟柯影片的一個重要切入點,用他自己的話說就是:“我喜歡拍攝縣城?h城是城市和農村之間的,封閉,尷尬,有一種生動的壓力。出于我個人的成長經驗,以及這種敘事的愿望,我喜歡拍縣城和縣城里的人!
倘若說有一幅賈樟柯的電影地圖的話,那么汾陽已然成為一座繞饒不開的靈魂地標。青年學者羽戈說過:“汾陽好似賈樟柯電影的商標……首先是一種產品真偽的識別碼,其次構成了特立獨行的精神淵源--對賈樟柯而言,汾陽不止是一座位于太原盆地西南部的城池,不止是他生活了二十多年的故鄉,而是大中國的縮影,時代變遷的見證者。汾陽就是中國。”這是一種揮之不去的“鄉土情結”,在賈樟柯的鏡頭底下,所呈現的鄉土更細微,更渺小,具有手術刀一樣的精準冷靜。青春的記憶、八十年代、山西偏遠的縣城似乎已經成了賈樟柯的電影的重要元素。
賈樟柯出身于一個汾陽縣城的教師家庭,“賈樟柯”這個名字他說是父親起的,樟是有著香氣的不生蟲的木,柯是斧子的手柄,必需但不是最主要。賈樟柯的父親賈聯凱是一位中學語文老師,母親張瑞英出生在農村,后來嫁到城里,在煙糖公司的商店做售貨員工作,他有一個在學校里當宣傳隊員的大他六歲的姐姐,不上課,常演出,代表作是《火車向著韶山開》。賈樟柯看過姐姐的演出,臺下黑壓壓的人群,仰著脖子往上看,高音喇叭的回旋,造成了一種超現實感覺。這些記憶,最后變成了他導演的電影《站臺》里的開篇。
對這樣的家世和出身背景,賈樟柯頗為珍視,視作他畢生創作的源泉和起點:我是1970年在山西汾陽出生的。我父親原來在縣城里工作,因為出身問題受到沖擊,被下放回老家,在村里當小學教員,教語文。我有很多親戚到現在還一直住在鄉下。這樣一種農業社會的背景帶給我的私人影響是非常大的,這是我愿意承認,并且一直非常珍視的。因為我覺得在中國,這樣一種背景恐怕不會只是對我這樣出身的一個人,僅僅由于非常私人的因素才具有特殊意義。我這里指的并不是農業本身,而說的是一種生存方式和與之相關的對事物的理解方式。譬如說,在北京這個城市里,究竟有多少人可以說他自己跟農村沒有一點聯系?我看沒有幾個人。而這樣一種聯系肯定會多多少少地影響到他作為一個人的存在方式:他的人際關系、他的價值取向、他對事物的各種判斷……但他又確確實實地生活在一個現代化的大都市里。問題的關鍵是怎么樣去正確地面對自己的這種背景,怎么樣在這樣一個背景上實實在在地去感受中國人的當下情感,去體察其中人際關系的變化……我覺得,如果沒有這樣一種正視、這樣一種態度,中國的現代藝術就會失去和土地的聯系--就像現在有的青年藝術家做的東西,變成一種非常局部的、狹隘的私人話語。
賈樟柯大概是只有七、八歲的時候,他的父親經常跟他聊電影的故事,從此,在賈樟柯幼小的心靈當中,對電影留下了深刻的記憶,以至最后以電影為志業。據賈樟柯憶述:“我記事的時候大概是七八歲,1977、1978年的時候。那時候‘文革’剛結束,我記得父親總是下班特別晚,晚上總要開一些批斗會、清查會,父親回來得再晚,我們一家人也得聚在一起吃飯,他總講他騎自行車跑到玉道河村去看拍電影的情況。他非常興奮,那時候夜里總停電,借著爐火,我可以看到他臉上興奮的光彩!
其時的賈聯凱四十歲左右,在中學里教語文。他給兒子講述拍電影的場面,讓賈樟柯首先對這個職業非常尊敬,因為他覺得自己父親都那么尊敬拍電影的,所以自己也特別地尊敬。因而賈樟柯一再提及,“直到現在,我做了這個職業之后,隱隱約約的,總記得父親談起這個職業的樣子!
賈樟柯小時候,整個中國的物質生活和精神生活正在發生深刻的變化。賈樟柯后來回憶說,“我是七○年代出生的,上小學時文革剛剛結束,那時物質非常匱乏,我記得童年的記憶多半是饑餓。這種饑餓的感覺對于今天的八○后、九○后一代是不可能體驗到的一種極端狀態!彼記得他八、九歲的光景,有一天夜晚,他父親帶著托人從河南捎回來的一袋東西進了家,他關上門,壓低聲音對家人說:“來,咱們吃花生。”
“汾陽不種花生,我從來沒見過花生,又不知道花生是什么。我們一家人在昏暗的燈下吃著花生。當時覺得,花生真好吃。多年以后看到梵高的那幅畫《吃土豆的人》,總是會想起我們一家人在燈下吃花生的情景!碑敃r整個社會的物質供給還比較貧乏,賈樟柯與許多人一樣經常挨餓,經常只能吃紅薯、土豆之類的東西。那時候有個通病就是胃下垂,就是吃紅薯吃太多了吃出來的,以至賈樟柯吃紅薯“吃怕了”,后來他在北京看到別人圍在烤爐邊上吃紅薯,就會想到當時的情景,條件反射不愿意再吃紅薯。多年過后,賈樟柯仍對年少時的生活記憶猶新:
“在八十年代可以感受到我們生活中的物質在發生巨大的變化。小時候,整個冬天主要有紅薯、土豆和白菜三種食物,四五個月以后才能上蔬菜。這三樣東西在我們那兒有多種做法,土豆燉白菜,溜白菜片,拌土豆絲,或者把它們和粉條、豆腐什么的混起來,煨一大鍋,那也不是天天能吃到的。冬天每頓飯差不多都是紅薯稀飯,后來看見就怕。”
賈樟柯的母親張瑞英是售貨員,有一年,她去廣州開交易會,帶回了一臺彩電。這讓賈樟柯感到一切似乎已經發生了巨大的變化。在物質變化的同時,人又在改變。
少年不知愁滋味
回想少年時代,賈樟柯覺得自己特別頑皮,功課比較糟糕,除了愛好文學之外,其他課程一塌糊涂。有一天,他在回答“您小時候是什么樣子?是乖孩子還是調皮鬼?”的問題時這樣說道:“算比較調皮吧。因為我是70年生的,我成長的年代也是比較動蕩的時期,那時候小孩比較多,有的一家人有七八個孩子。街上全是小孩,我們沒有一個不是在街頭長大的。我們縣城里也沒有幼兒園,孩子就跟孩子玩。街頭長大的孩子就會比較野,該干的壞事都干過!
賈樟柯讀到的第一本詩集是田間的!袄蠋熛游姨裕膊淮笠笪艺J真聽講,只要在課堂上不搗亂就行。我就看閑書!
因為頑皮,老師稱賈樟柯他為“猴子”。為此,賈樟柯不依不饒地追到辦公室質問老師,無奈之下老師把賈聯凱請來,賈聯凱開導兒子說:“你太頑皮了,老師才管你叫猴子!辟Z樟柯這才明白老師叫他猴子有喜愛的成分,但他的頑皮和淘氣確實讓父親很擔心。
有一次,賈聯凱值夜班,賈樟柯在隔壁屋里用蠟燭點燃了窗簾,火苗沖向木窗、房梁。賈聯凱發現時,火勢已經不小了。賈聯凱急忙把兒子帶到安全的地方,隨后叫來很多人,這才把大火撲滅。事后,賈聯凱教導兒子說:“這次我不罵你,但同樣的錯誤我不希望你再犯!”
兒時的賈樟柯不太喜歡學習,賈聯凱一次盛怒下將他關在家里,而叛逆的賈樟柯趁父母不注意,翻過4座大山來到大姨家。第二天,賈聯凱接到大姨的通知才來接賈樟柯,母親為他做了一盤羊肉,而賈聯凱并沒有批評他,說:“吃飯吧,你會離家出走了,挺了不起的呀!”賈樟柯愧疚得滿臉通紅。上初中時,賈樟柯整天和社會青年混在一起,時不時地跟別人打上一架。一次,賈樟柯興高采烈地告訴父親,他遭到別人的圍攻,從房上跳下來,成功地逃脫了。賈聯凱一聽,“啪”地給了兒子一個耳光,賈樟柯很不服氣:“別人打我就夠了,為什么你還打我?”賈聯凱嚴厲地說:“打架就是不對,你還從房上跳下來,萬一摔斷了腿怎么辦?”
那時,賈樟柯體會不到父親的擔心,直到他因為打架被抓進了派出所。賈聯凱得知消息后,騎著自行車載著母親趕來,他們對民警一臉的謙卑讓賈樟柯心里一顫:難道自己給父母帶來了麻煩嗎?他決定以后決不再讓父母擔心,有空還要幫家里干點活。
有一次,父親生病了,賈樟柯決定替父親為家里挑水。于是,他拿起扁擔、水桶就往肩上扛,由于個子小,他根本挑不起水桶,賈聯凱就把鐵鏈弄得短點,叮囑兒子說:“一次挑半桶,分兩次挑回來!辟Z樟柯忙了半天才把水缸挑滿。吃午飯時,母親為兒子煮了兩個雞蛋,而父親第一次流下了眼淚,因為頑皮的兒子開始懂事了。
小樟柯除了受父母的熏陶之外,對他的身心成長,特別有影響還要提及一個人,那就是賈樟柯所說的“奶媽”:“比起我在學校里受到過的教育,我更慶幸的是,在自己早年的成長過程中,能有機會從一些生活在社會底層的普通人身上接觸到一種深藏在中國民間的文化淵源。通過他們待人接物的方式,我明白了一種處世的態度。這方面我的‘奶媽’對我的影響特別大。”
賈樟柯叫她‘奶媽’,其實他并沒有吃過她的奶,他也不知道為什么要這么叫,大概只是小孩子的一種習慣吧……
在賈樟柯的記憶中,“奶媽”一家本來住在鄰縣的孝義,她丈夫是個會看陰陽的風水先生。
自打丈夫去世以后,“奶媽”就帶著三個孩子跑到汾陽來了,在長途汽車站旁邊擺了個攤,賣點茶水和煮雞蛋什么的,靠這個把三個孩子拉扯成人!澳虌尅碧貝鄹蓛簦还苁裁磿r候她身上、家里都收拾得很干凈。她還特要強,遇事輕易不會對人張口。
賈樟柯記得,“奶媽”一直對他說:為人要講義氣,待人要厚道,對父母要孝順,遇事要勇敢。對她來說,這些道德不是什么抽象的概念,而是一些非常實在的日常行為準則,是一種根植于她人性中的善良。她識字不多,沒念過什么書,但是從她的身上賈樟柯感受到一種很深的教養,這種教養不是來自于書本,而是得自于一種世代相承的民間傳統(后來賈樟柯體認到這實際上就是一種文化。而文化和書本知識其實并不完全是一回事。就像有的人確實讀了不少的書,看上去好像挺有學問,但是這種所謂的學問除了增加了他傲視旁人的資本外,并不能實際地影響到他作為一個人的基本態度。在那些人眼里,知識就跟金錢一樣,只是一種很實用的流通工具。)正是在這層意義上來理解,賈樟柯覺得自己在“奶媽”身上看到了比那種所謂的知識分子身上更多的文化尊嚴。
作為一個頑童,賈樟柯盡管步履踉蹌,學業不精的賈樟柯還是在父親的嚴厲的堅持和約束下,一直沒有停止求學的進步與心智的成長。
“從少年開始就特別追求時髦”
一九八○年,還只有十歲的賈樟柯正在讀小學,他所在的學校里在教一首歌《年輕的朋友來相會》,歌詞唱道:光榮屬于八十年代的新一輩。諸如此類的歌詞,賈樟柯一直記在心里。
一九八四年的一天,青澀的賈樟柯喜歡上了照鏡子,那時候突然滿臉青春疙瘩豆。黃昏下學后對鏡自憐,對自己越來越陌生,望著鏡中人,就會想:難道這就是歌里唱到的新一輩?
到了翌年,賈樟柯的嗓音越變越粗,但喜歡上了聽歌。他回憶說,“改革開放一開始,人們開始學英語,家里于是有了錄音機,三洋牌之類的,港臺流行音樂就隨著進來了,鄧麗君、劉文正啊。逐漸的,娛樂形式越來越多,有了流行音樂,有了電視劇,香港的武打片,日本的電視連續劇,之前,你很難想象這樣的電影、電視劇能到國內來!
賈樟柯的鄰居大哥從廣東回來,拎了一個“三洋”牌錄音機,他聽到了鄧麗君在唱《美酒加咖啡》,聽到了臺灣歌手張帝在唱:有位朋友問張帝,什么叫MASSAGE?就這樣,在朦朦朧朧之中,賈樟柯情竇初開,開始在午后懷春,開始尾隨心儀的女生上下學。他后來坦承,“這一年,我戀愛了,早晨五點就等候在她家門口!
賈樟柯后來的電影《站臺》正反映了那個時代。在那時候,一些人正在從體制里掙脫出來,很多年輕人也在進行著以青春尋找自我的實踐。而還是孩子的賈樟柯似乎并沒受到什么沖擊,反而感覺上很是逍遙自在。看電影,聽流行音樂,是那時候的他們的主要娛樂。
對這樣的生活體驗,賈樟柯曾經追述道:“我從少年開始就特別追求時髦,我就特別愛穿,愛穿并不是像今天的孩子們這么有錢買品牌,不是那個概念。而是有追求的!”
他清楚地記得,還是在文革剛結束,那時街上全是二十來歲的年輕人,包括插隊回來的,包括輟學的,包括像他們這些剛上學的,全部混在一起玩耍,就像兄弟會似的。賈樟柯上初中的那時開始有錄像廳,他看的第一個錄像是《廣東好漢》,還有就是《獨臂刀》、《少林三十六房》,都是港產武打片。他對里面的民初劇里的衣服特別著迷,中式的衣服,系一個很寬的布袋垂下來,自己到家里頭找了那個布,自己縫了條那種腰帶。賈樟柯稱這種“時尚”是“自己學的,不是跟街上的孩子學的,是跟電影里學的,然后系在腰里,走路都挺著身子,那條腰帶一扎,感覺自己有功夫。
中國改革開放三十年取得了翻天覆地的變化,作為一位”70后“,賈樟柯身逢其時,恰好親眼見證了波瀾壯闊的改革進程。
改革開放的時候,賈樟柯不足十歲,正在開始觀察、認識周圍的社會。在七十年代后期,文革的影響依然還在,不過即使是物質匱乏的年代,人們還是會追求流行。賈樟柯回憶:“我印象最深的就是當時中山裝里面做的那個假領子。有個白邊,用毛線鉤成的,很多男士、女士都有,一種是到肩膀的,還有一種只是后面有一點,用鉤子把它鉤上來。那就是流行。再比如女孩子有一陣子流行穿布鞋,男孩子穿軍裝、軍褲,當時小孩子戴軍帽也有講究,會用曲別針把它的角別起來,里面塞紙,讓它挺起來,這都是那時的流行。”
從軍裝、布鞋、假領的七十年代,一下子跨進了充滿無窮變數的八十年代。那時候,人們還會自己做家具,“做大衣柜,一定要用一塊綠色的絲絨鑲在里頭。再用鉤針鉤一個孔雀啊、大象啊、熊貓啊,那是當時流行的居家裝飾!辟Z樟柯回憶。
賈樟柯與同齡的孩子一樣,渴望了解世界:“別的地方哪兒都沒去過,一直就想出去看看,真的特想出去。”他說,“我上中學、十七八歲時只去過太原,哪兒都沒去過,去太原還是因為我姑媽在哪兒!彼褪窍氤鋈タ纯矗驗橥饷娴氖澜鐚λ麃碚f,一片空白。當然除去電視里所看到的。
迷上了錄像廳
賈樟柯告訴我們:年少時“生活環境里文化的東西很少,對我們這些孩子來說,唯一有點沾邊的就是看電影,但我從沒想過自己要當一個導演。同時,由于生存壓力很大,有一個東西逐漸在我心里冒出來,一種命運的感覺。那時候我們小學是五年制,到了五年級畢業的時候,同學間突然就很多分化,比如說,我是接著讀初中了;有些同學是家里有關系或者體格發育比較早的,就去當兵當武警;有的同學不讀了,因為他們父母覺得小學五年已經夠了,那些不讀書的同學就去工作,各行各業都有。還有些不讀書又找不到工作的,就變成流氓。雖然還是那么小的孩子,但我一下子感到命運的轉變。當時隱約感覺,人其實是很不一樣的。那是我開始對人有興趣,因為看到了不同的人生!
賈樟柯最早的電影記憶是《平原游擊隊》,里面李向陽手執雙槍、騎著馬沖過村莊的情景。但印象最深,且對他的生活有直接影響的是香港的商業電影。
據他回憶:
整整六年都看這種電影,后來我跟余力為聊天,我說我比你看過的港產
片多多了,他根本不知道還有那些港產片。關于“少林寺”不下一百部,關于“呂四娘”不下一百部,關于“馬永貞”不下一百部。六年的錄像館生涯很難說哪部電影特別喜歡,因為完全是處于一種生理性的觀賞,正好配合青春期的躁動,也伴隨了港產電影發展的過程。
那時正值青春期,自由不羈的賈樟柯,特別愛看電影,幾乎每天都逃學,泡在混雜著煙草味道和腳臭氣息的錄像廳里,跟著周潤發咬著牙說:人在江湖身不由己。他開始有了自己的江湖,像電影里一樣拉幫結派、尋仇、報恩。
那時汾陽縣城非常小,上學或者放學的時候,賈樟柯他們都要騎自行車經過長途汽車站,只要看到長途汽車站有南方打扮的人,一般是江浙、溫州人,一眼就能看出來,山西還沒有流行男人爆炸的那種鬈發,南方人是那樣打扮,拎一個黑皮箱,從車站里面出來,一看就知道有新片子來了,他們有地下的交易渠道,他想應該是走私進來的,黑箱子里面裝著錄像帶。到了晚上去錄像館的時候,果然就看到了新片子,這樣的狀態基本上從初一延續到高三,整整持續了六年。這時,賈樟柯最喜歡看武打片、黑幫片,并記住了一個名字--吳宇森:“只要有他的名字,電影就好看!那是我少年時代的巨大烙印!
看完這些錄像片,不期然地受到影響,對此,賈樟柯記憶猶新:“我們都是不良港產錄像片的‘受害者’。當時,我一看就非常激動,比如說看了吳宇森以前的《英雄本色》,也有胡金銓的、張徹的電影,到后來徐克的電影也都看過,特別完整。只要看到非常激動的電影,一出錄像館在馬路上就找同齡人,肩膀一撞,非要打架。那個時候也是武術熱,很多男孩子跟我一樣都拜師學藝,我學了一年武術,那時候最大的理想就是學一身武藝,總幻想能夠飛檐走壁。但是武術是需要從扎馬步、踢腿開始練起的,練了快一年就煩了,說怎么還沒有武藝。浚【筒痪毩耍肫饋硗恼Q!
賈樟柯的家鄉汾陽是一個崇尚武術的地方,一直以來都有很多人練楊氏太極拳和形意拳,武術與行俠仗義也自然成了男孩子們的浪漫夢想。在《少林寺》風靡一時的年代,賈樟柯也會練兩下子。他說:“當時那個電影我也是看了七八回。我們班上還有同學都理了光頭,幾個小孩坐車到了太原,打算去河南少林寺!
情況就是這樣,他們有時看完錄像就找茬打架,不管打贏打不贏都打。沒有任何的理由、原因,看了以后就是熱血沸騰,那里面暴力的因子比較活躍。后來他在《站臺》里拍過一個情節,兩個小伙子從錄像館出來了,兩人碰面一對眼,這人說,你為什么看我?那個人就說,你不看我怎么知道我看你?!另外一個人說,因為我看你覺得你長得不好看。于是,兩個人就打起來了。這是發生在他身上的真實戰斗故事……賈樟柯下面的對話,反映了當時的真實情形。
“打過很多架,各種戰役!
“打架時你的角色是什么?”
“打群架時,給大孩子撿石頭!
江湖上講義氣,當然要結拜,賈樟柯從小學、初中到高中,一共結拜過三次,磕頭燒香,很專業的樣子。賈樟柯在里面排行老二。“這個角色很有意思,說了不算,但老大說了什么還得去干!焙髞肀焕蠋煱l現了,起因是老八家里晾咸菜,弟兄們一人拿了一塊,老師見了很奇怪:為什么這幾個搗蛋的家伙同時在啃同一種特征如此明顯的咸菜而別的同學沒有?問學生,學生說“他們是弟兄”。于是一天上課,老師沒有講課,而是突然叫道:老大、老二起來!弟兄集團就此破獲。
賈樟柯有個同學家是在郵局前面擺書攤的,在假期當中,賈樟柯經常幫同學去看攤,攤上有什么看什么,《武林》、《收獲》、《山西青年》,還有尼采、叔本華、弗洛伊德的書,都是在郵局前面的書攤上看的。其中有一本講德國表現主義的小冊子,賈樟柯看了數遍。
從這里起步,賈樟柯通過大量地閱讀,開始了他的藝術生涯。著名作家路遙的《人生》,賈樟柯也是在那時候讀到的。《人生》是一部中篇小說,發表于上世紀八十年代初,它以改革時期陜北高原的城鄉生活為時空背景,敘述了高中畢業生高加林回到土地又離開土地,再回到土地這樣人生的變化過程。高加林同農村姑娘劉巧珍、城市姑娘黃亞萍之間的感情糾葛構成了故事發展的矛盾,也正是體現那種艱難選擇的悲劇。后來《人生》重版時,賈樟柯鄭重地寫下如下推薦語:
30年閱讀史中,對我影響最大的一本書是路遙的《人生》。讀這本書的時候我還是個上中學的孩子。這么多年我看過很多作品,都對我的電影創作有很大的影響,但是對我幫助最大的反而是這本《人生》,它讓我開始對社會有了新的認識,開始思考我的人生。
據賈樟柯憶述:當時,當他讀到路遙的小說《人生》時,對其中涉及的一個很重要的社會問題--戶口問題,很有感觸。因為中國人被分成城市戶口和農村戶口,這兩者不互相流動,而只有一個獨木橋就是高考。賈樟柯那時還是個孩子,并不覺得這有什么不公平,但讀了那個小說后,就突然明白了一個道理--“我們這些城市戶口的孩子整天貪玩,但班上那些農村來的孩子,為什么每天吃著干窩頭配紅薯片,一直晚自習到十一、二點,因為他們要改變命運!彼运指兄x閱讀,它不僅使他有了閱讀的愉悅,更鍛煉了思考能力,并開始懷疑。這些就為賈樟柯以后拍片,從社會角度出發關照個人的生存奠定了基礎。
與此同時,賈樟柯上高中的時候愛上了寫詩,還組織過一個詩社。當時他們班級里有十來個人都喜歡寫詩,然后上課就會交流。可是任課老師認為他們破壞課堂紀律,就把他們都安排到了教室的最后一排,結果反而成了賈樟柯他們一干人的天地。后來就發展到借了油印機,自己印詩集,一共出過兩本,一本叫《夏日的期待》,還有一本叫《冬天的謊言》,基本都是情詩。
在某一個陽光燦爛的下午,賈樟柯跟同學鬼使神差爬上了縣教育局的樓頂,本來想看看縣城的全貌,但撿到了一本書--《朦朧詩選》。翻開雨水泡過的紙張,他在天空下高聲讀到:
卑鄙是卑鄙者的通行證,
高尚是高尚者的墓志銘。
縣城依舊熱鬧繁華,蒼生忙碌,沒有半個人回應。他又讀到:也許我們的心事,總是沒有讀者,也許路開始已錯,還會一錯再錯。
這天夜里停電,燭光中賈樟柯拿出一支鉛筆,撕一張草紙,開始寫自己的心事……
后來,賈樟柯又迷上了霹靂舞,他在縣電影院里看了美國版《霹靂舞》不下八遍,他覺得那比臺灣的《霹靂情》跳得好多了。他從電影院出來,開始模仿黑人的動作。
因為跳霹靂舞就要有跳舞的打扮,賈樟柯第二天哐騙媽媽,拿走20塊錢,到西門外坐長途汽車第一次離家遠行,一路到了省會太原,流連在各種商場,尋找一雙電影里的匡威球鞋,一邊是黑色,一邊紅色的那種,不知道它叫什么名字,給它命名“陰陽霹靂鞋”。還有要有燈芯絨的寬的褲子,就叫大檔褲的。上面要穿牛仔服,“當時覺得它代表年輕,代表反叛,很硬漢的感覺!
很難想象,賈樟柯也曾是長發披肩,“89、90年代的時候開始流行齊秦,我就開始留長頭發!痹谫Z樟柯的印象中,八十年代到九十年代過渡的時候,社會十分寬容,“當時家長覺得好笑,老師就是上課時諷刺你幾句。那時候就是少年的一種崇拜,桀驁不馴。最主要的是,留長頭發跳霹靂舞很酷!
心智開化得特別晚
賈樟柯曾經說自己“心智開化得特別晚”,據他追述:“就這樣我長到了十七八歲。說老實話,我的青春期過得特別混亂,簡直就是稀里糊涂的,不知道是怎么回事--有很多東西我自己到現在也還沒有完全理清,總之充滿了躁動。我當時還走過穴--在一個‘歌舞團’里跳霹靂舞,你信不信?別看我現在這么胖……”
這一年,賈樟柯起藝名“阿偉”先生,夏天跟著一些走穴的人演出,過黃河去了榆林。他說:“后來我們縣有個文工團,他們在本地支撐不下去了,冒充‘東北虎搖滾樂團’去走穴,打旗號說演員都有東北的、有深圳的、廣州的,其實都是汾陽的。我當時跳霹靂舞還算比較好,正好是假期,他們帶我一起去玩,走了有一個多月,就在山西這些中小城市演出,這對我來說也是非常重要的經歷,第一次一個人離開家,跟著一個這樣流浪的團隊出去掙口飯吃吧,所以我下部電影就是拍這種東西!
可以說,作為著名電影導演的賈樟柯,在21歲前居然還不知道電影藝術是怎么一回事。
賈樟柯與他同時代的好多年輕人一樣,一開始確實是在混混沌沌混日子,當時有種命名叫“迷惘的一代”。他回憶說,“我確實覺得自己成長得比較晚,心智開化得特別遲。一般人十七八歲就確定了自己的理想,而我二十一歲前根本不知道自己該干什么。”他上學時,就學會了抽煙,在學校里像夢游一樣,一出學校就生龍活虎,打架斗毆、無事生非,什么都來。
“你不知道,之前我有多反叛,我經常是出去一星期,我爸都不知道去在哪。我今天住這個同學家,明天住那個同學家,后天突然就幾個同學坐長途汽車去找另外一個同學了。我也覺得不可思議,當時我父親怎么能說服我!被厥淄拢Z樟柯坦言道。
此時迷惘的他,不知道希望在哪里,腳下的路在哪里。有一次賈樟柯在一部電影的花絮中接受采訪,他說,他在荒敗的小縣城混時,有很多機會淪落,變成壞孩子,毀了自己。這是誠實的自白。所以他十分內。骸白铌P鍵的是,那個時候我沒有理想。我從小沒有什么理想,不知道未來要干什么,特別是在自己的職業設計上,我只是想找個飯碗有一口飯吃就行。看完這部電影之后,自己就開始有了一個方向,就是當導演挺好、拍電影挺好,是電影讓我選擇了一個職業,也打開了一個窗戶。”應該感謝電影,是電影拯救了一個不良少年。
賈樟柯中學畢業以后,沒有考上大學,因為他不想讀書了。想去找個工作,那時候縣城里的孩子有兩個出路,一個是當兵,當兵的可以出去看一看,賈樟柯的很多同學去秦皇島當兵,退役后找個工作,也就所謂鍛煉了一下。然后,該結婚的結婚,該有小孩就有小孩,就這么過下去。還有一條路是上大學,可是賈樟柯覺得沒有必要去上大學,又因為身體條件吧,他又討厭當兵。
賈樟柯記得:“那時候也有一些新的機會,比如建行突然要擴招,我母親在的糖煙酒公司也有一個機會。我就跟我父親說,我想找個工作干,不想讀書了,F在回想起來,不能說我父親救了我,但是他改變了我,他讓我干了一件我特別不愿意干的事情,就是讀書。我得感謝他,當時太危險了,如果當時我沒有讀書,生活就完全改變了,也沒有了后來的這么多事情。”一直到后來,賈樟柯特別感念自己的父親,認為父親是對自己的成長有著非常重要幫助的人:“因為他逼著我去考大學,如果沒有他逼著我去,我可能不會拍電影,可能不會找到生活里面最喜歡的東西,我的生命也不會有奇跡。他逼著我,你一定要考。當時我就很痛恨他,我的朋友那時候都在混,我覺得應該和他們一樣,在縣城里面找一份工作。那個時候真的不想讀書,但是我的父親是非常明智的,他和我長談過一次,他說一個人必須接受高等教育,對我來說,這個決定很重要!
不過,賈樟柯當時回答,“我學習不好怎么能考上大學,補五年也不行,我們那兒有個胖子補了八年也沒有考上!
賈聯凱則說,“要不你去學美術吧。”
因為考美術院校文化課的要求低,特別是不考數學,賈樟柯的數學就沒及格過。他父親之所以想讓他學美術,是因為汾陽縣里面有個畫畫的傳統。很多孩子考了美術院校就考走了,所以,家長就看到了一條路,考美術也可以念大學。
賈樟柯覺得也挺好的,當時心中就竊喜,因為他知道學畫畫,就必須去太原,汾陽學不了,那些適合美術考試、美術教育的培訓班都在太原,就可以離開家了。因為在賈樟柯內心深處,早有自己的想法:“那時候有一點我是明確的:那就是要走出去,想要離開那塊土地--我不想過那種每天八小時上下班的日子,覺得那樣簡直太無聊了!我想去找一個自由的職業,做一個沒有人管束的人!
賈聯凱就說,你去山西大學美術系培訓班吧,這樣你考山大就可以了。賈樟柯聽了父親這么講,就答應去學。到了第二年,一九九一年的九、十月份的時候,賈樟柯就去了太原。
第二章銀海學舟
強烈的焦慮感
離開了家鄉的賈樟柯,也遠離了汾陽小縣城的生活,賈樟柯說道:“臨走的時候藏好了記憶,把青春鎖進去,發誓與它再不相會,讓它生銹。離家那天大自然花紅柳綠,但我輕聲說:再見,青春!”
在太原,賈樟柯上的是山西大學的美術考前班,借住在農民的房里。期間,他看到了許多畫冊,凡?高的,安格爾的,塞尚的。除了畫畫,他還寫詩、寫小說,他一直在找最適合他表達“心事”的方式。他的最大的理想,就是學好美術設計,自己開辦廣告公司搞平面設計。
“那個時候的想法就是覺得這個行業不錯,來錢快,自己想在這一行里混,可又什么都不懂,只好趕緊去現學。其實,我當時最入迷的實際上是寫作,算是個文學青年吧!辟Z樟柯這樣回顧道。其實文學就是他的“最愛”:賈樟柯在上小學五年級的時候,《山西青年》就登過他的一篇散文,是寫晉祠的。到了十六七歲,開始寫小說。在離開山西的時候已經在《山西文學》上發表了小說,當時還挺受山西作協的看重,找去談話。他們介紹說馬上就要辦文學院了,“你來吧,給你發工資,你就在這里寫小說好了!碑敃r賈樟柯在山西那個地方也已經算是嶄露頭角了。
這時賈樟柯已經二十一歲了,他的故鄉和他的同學在不知不覺當中,都發生了命運的轉變。有特別好的朋友入獄了,他為了很小的事情打架。也有一個同學,喝酒喝大多去世了。賈樟柯突然覺得,身邊的一切都在快速、紛亂地變化。
所有這些,都給處在青春躁動期的賈樟柯,產生了影響,他想講故事,想把內心積壓的情感表達出來。所以到太原學畫的時候,白天畫畫,晚上就寫小說。
此時,個人的成長過程里,內心表達的愿望,和對將來的擔憂一直交織在一起,賈樟柯對那種焦慮感的反應是非常強的。那種情形,賈樟柯一直記得:“晚上我在那兒寫小說,寫完睡覺的時候又特別后悔,說我在干嘛,同學去畫素描去了,可我一晚上就顧著寫小說,而且這小說也發表不了。”
這種焦慮的狀態持續了很久……
在太原的那些日子,賈樟柯的時間沒有荒廢,他勤工儉學,自己得到了歷練,他介紹說:在那段時間里,我和幾個畫畫的朋友一起住在太原南郊的許西村。那個地方在鐵路邊上,我們的鄰居里頭有農民、賣水果的小販,還有跑長途運輸的卡車司機什么的。
剛開始,我從家里出來的時候帶了些錢,但很快就花得差不多了。我就開始出去找活干。我在山西大學上的那個班每天只上半天課,我跟朋友一起去給別人的家里畫過影壁,給飯店畫過招牌什么的。在那些日子里,我有過任何一個從小地方到大城市來討生活的人都可能會有的經歷……尤其是,當你睡到半夜三更被人毫不客氣地叫起來接受盤查的時候,那你就會切切實實地體會到你在這個地方真正的社會地位--在這個城市里,你沒有戶口,沒有固定的正式工作單位--在這兒一些人的眼里你是所謂的“社會閑雜人員”。盡管像我們這樣的人比起某些有正式工作的人來說,實際上要辛苦得多,也要努力得多,但在當時,在這樣一個問題上,我們沒有任何發言權--我真感到不公平。就是在這樣一個生存空間里,我逐步地形成了自己的一個基本生活態度:那就是不要去迷信任何人、任何事、任何機構,相信只有通過自己的努力才有可能去實現自己的目標,證明自己的存在價值。找到人生目標
有個星期六,賈樟柯約了一個朋友在山西大學旁邊見面,準備一起出去玩,那時候沒有傳呼,更沒有手機,賈樟柯就在商店外面等他,等了差不多有一個小時朋友還沒有來。
因為等不到就認為他有事,賈樟柯就走了。他又沒電話,身上也沒有多少錢,就一個人在那兒游蕩、瞎溜達,這時候,走著走著就來到了一家電影院,叫公路電影院,是山西省公路局經營的俱樂部,它在南郊,山西大學旁邊,很偏僻,主要的服務對象是周邊的學生,它放了很多老影片,票價很便宜,一張票幾毛錢,放的都是國內的片子。正好那天下午放的是《黃土地》,一看就是那種不好看的電影,不像《藍盾保險箱》、《險惡江湖逍遙劍》之類那么吸引人,那時侯也不知道誰是陳凱歌。但是這部電影,賈樟柯一直沒看過,加上沒事干,票價又很便宜,賈樟柯就買票進去了,進去以后,差不多看了十分鐘,整個感情就被完全打開了。這樣就開始對電影感興趣了。
陳凱歌導演的《黃土地》里面一望無際的黃土,還有那些人的面孔,一個女孩在挑水,賈樟柯看著那個女孩從河里用桶一蕩,打起水來,挑著從黃土邊上走,眼淚馬上就下來了。因為那個環境太熟悉了,故事雖然不熟悉,對民歌和八路軍的感覺也不是那么強烈,但是那土地上的人、腰鼓、油燈底下一家人坐在屋里沉默不語,那就完全是他經歷過的生活。
賈樟柯母親一家的生活,跟《黃土地》的生活一模一樣,推門見山,一片坡地。他每年的農忙時節都要到地里做農活,正是麥收的時候,所有人都幫著親戚割麥子,怕下雨,所謂龍口奪糧。割麥、勞作,這些勞作的經驗也是他比較小的時候,記憶里面特別重要的。
后來,賈樟柯看了很多詩歌謳歌勞動,就特別討厭。他覺得勞動真的是很痛苦的事情,當然從造型上看是光著膀子流著汗,很有生命力。但對勞動者本人來說是挺痛苦的,他們為什么晚上回到家不說話,因為太累了,吃完飯就呆著、歇著了,想想明天的事。他看到《黃土地》里的翠巧她爸,覺得像看到自己姨夫一樣,臉、衣服,所有的一切都一樣。
這是賈樟柯第一次看到“第五代”的電影,在他的心靈深處,這次觀看經歷是如此強烈,難以磨滅。究其原因,賈樟柯認為,“對我來說,不單是我看到了自己熟悉的環境,更重要的是我看到一部電影的可能性。以前,我對電影的認識只有兩部分,一部分是港產電影,打、殺,一部分是延續‘文革’的,包括《血總是熱的》那樣反映改革的電影。從來不知道電影還可以這樣拍,把你心里面的感情勾出來,我一下子就蒙了。一方面是蒙了,再一個就是突然醒了,這個東西太好了,還能這樣拍,還有這樣的電影!
看了電影《黃土地》以后,賈樟柯心緒翻起了波瀾,一直不能平靜,他憶述道:
看完電影后我想了很久,我覺得電影里面有很多的段落和元素,在那個時候的認識程度里,它讓我懷疑我自己熟悉的東西是不是真的熟悉。比如,在黃土地上,那么多人在打腰鼓,那個腰鼓我們每年過春節的時候都會打,我自己從來沒有想過,腰鼓本身在銀幕上會有另外一種感受。今天說起來像生命力的勃發,也可以說是一種盲目的快感,說什么都可以,有很多的解釋。但那時候讓我覺得那么熟悉的腰鼓,原來也可以這么打,可以在野地里面打,可以產生那么多的塵土,塵土在陽光底下變成了像詩一樣的東西。好像把人心里面的東西講了出來,很多時刻,包括一個人靜默地坐在那兒不說話的時刻,把他拍下來,夜晚燈光非常的暗,你隱隱約約會感覺到時間的流逝,你知道他年復一年,日復一日,對日子就有了一種新的看法,對生活本身也有了一種新的看法。
我覺得,任何一部好的電影、影響人的電影,都給人提供一種最熟悉的陌生感。就是,在最熟悉的區域里、最熟悉的人群里,拍出一種陌生感,這就是一種新的角度、新的處理方法,領風氣之先的、開創性的電影都有這種感覺。
《黃土地》就是一部這樣的電影。山西也是民歌大省,以前每天都在聽民歌,但是你從來沒有看到一個電影里面的女孩子,瘦小的身體在黃河邊挑水,當民歌響起來的時候,那么小的一個孩子,她的情感世界是怎樣的?赐觌娪俺鰜砗,突然就開始變得有事干了,我想當導演。過了幾天,越想越要當導演,那時候,電影怎么拍我根本不知道。
就這樣賈樟柯深受電影的感染,那種感染力一下子讓他覺得,這可能是最適合自己的。賈樟柯從此再也沒有焦慮過,因為他知道他想拍電影了。
賈樟柯的這種勇氣來自于哪里,是不是一種沖動?對此,賈樟柯的回答是:我覺得不單是沖動。從一開始想拍電影到今天,我始終沒有畏懼過,也始終沒有心慌,或不自信的時候。其實生活對我來說,沒有任何的失去,因為我們一無所有。直到今天,我還覺得自己是一個幸存者。因為在生活里面,我很順暢地活了下來,還能實現自己的理想。這種理想,是一個偶然,而且是太偶然了,我完全不知道怎么會實現的。所以我覺得我是一個幸存者。所以,賈樟柯這次看電影的經歷,改變了他的命運,真的帶有很大的偶然性和戲劇性:一則,他懵了,有一種藝術這么豐富、這么強悍:二則,他醒了,去學電影--學習演繹獨特的生命體驗,用電影去創造最熟悉的陌生感。
過了幾天,賈樟柯就把自己想當導演的想法告訴了父親賈聯凱。他當時在太原打電話給他,說自己發生了一個事。他爸說,你發生什么事了?他說,我想當導演,不想學美術了。父親停了一下說,當導演挺好的。
然后賈樟柯就去上課了,下午正畫畫的時候,他父親就來了,風塵仆仆趕到了太原,一看他在畫畫,放了點心,就到了他的房子里。
賈聯凱問道,你怎么了?賈樟柯說,我看了部電影《黃土地》,不想學美術了,我也問了我的同學,電影學院考上以后可以慢慢當上導演。
賈樟柯父親聽了特別生氣,覺得兒子腦子有問題。你知道電影在民間是被神秘得一塌糊涂的藝術,它跟普通家庭的市民離得太遠了,對于一個父親是中學教師母親是售貨員的小縣城家庭來說,電影被神秘化到了無以復加的程度,父親覺得自己的孩子在發病,腦子進水了。他說,那可不是一般人可以做得來的。賈樟柯不知道該怎樣說服他,他跟父親說,電影挺有意思,以前自己喜歡文學,當時也發表了一兩篇小說,再加上正在學畫畫,這么一綜合不就是電影嗎!
賈聯凱簡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但兒子內心有一股強烈的激情在澎湃。這時也覺得說得有點道理,他的思想一向開明,對兒子說:
“既然你這么堅決地想學拍電影,我就讓你選擇自己的人生,可是如果你考不上怎么辦呢?”
賈樟柯異常感激父親,堅決地說:
“爸,你給我3年時間,如果我什么都沒考上,就回家開家肉店,也能養活二老!”
賈聯凱聽兒子這么說,笑了,當即拿出了所有的積蓄,資助兒子去準備考試。
賈樟柯的父親和母親都是特別開放的人,他們給了兒子嘗試的自由。在一九九一年的時候,對山西縣城一個普通家庭來說,這是個很大的事,我父親和母親開會研究,賈樟柯母親說過,孩子還小,就讓他試試,行不行折騰幾年就知道了。
賈樟柯確定放棄學美術準備考電影學院的時候,國內關于電影方面的書籍和教材品種奇缺。為了對付電影知識的考試,賈樟柯騎著自行車走遍了所有太原的書店圖書室,最后買了一本浙江教育出版社的《美學原理》,里面大概有十幾頁是關于電影的知識,然后又買到了一本《意大利新現實主義電影劇本選》,就是靠這兩本書點滴知識進行的第一次考試。他在回顧這一經歷時說:“九十年代初我想考電影學院,在太原買有關的書,一本《意大利新現實主義電影劇本選(下)》上集找不到了,一本大學美學教材《美學原理》,里面有一章大概7至8頁的內容介紹什么叫蒙太奇,什么叫長鏡頭。那時侯整個電影的資訊是壟斷的,所以當時非常強調平等精神,但現在想看什么都可以。那時不要說看馬丁?斯科塞斯的訪談的書,連他的電影都沒看過,而導演的訓練很重要的部分就是電影史的介紹。拍電影實際上是導演對社會的觀察能力對歷史的感受對媒介的理解。光靠天性的導演是支持不了多久的,還需要對電影這個媒介和歷史有一種很深入地了解。訓練不僅僅是技能,還包括你的專業素養,這包括電影理論的學習、電影語言的學習,電影的歷史的學習,對電影這個媒介的認識。很多導演是青春期的導演,精力體力也很好、叛逆加上對生命的感受,但幾年下來就消失了。我所認識的所有的著名的導演,在聊天時沒有一個不是對電視史侃侃而談,沒有一個沒有一套自己的電影理論。意大利裔導演馬?斯科塞斯對意大利歷史的尊敬和了解是非常驚人的,而阿巴斯本身實際一個電影理論家。從這個角度去理解,學電影可以不上電影學院,但一定要有一個途徑去了解電影的歷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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