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和致謝
“不能想在前面就會落在后面”已成為當今世界應對快速變化的數字技術的流行語。對于口述歷史學家來說，更便攜、更實惠的數字音頻和視頻記錄器可以使記錄的質量更好，并為訪談的使用及回歸被采訪的社群提供新的可持續的可能。但技術進步會導致設備過時，威脅設備投資效率，并使訪談所得資料的長期保存變得復雜。無論事先計劃多么周密，從項目開始到結束的時間段里，技術可能向不同的方向發展。在口述歷史這樣一個受技術驅動的領域里，那些沒有做好準備的從業者將會落后。
所有這些更替也使編寫口述歷史指南的任務變得復雜。《大家來做口述歷史》第一版問世于1995年，旨在提供一部滿足收集、保存和傳播口述歷史需求的最新的、方便使用的指南。我曾考慮過與其他人一起編輯一卷，但這會加大收到沖突意見的可能。既然口述歷史是一種對話，我尋求與讀者建立一種對話關系。在舉辦過多次口述歷史講習班之后，我收集了人們提出的議題和疑問，按照從一般到具體的順序，在本書中以問答的形式呈現。
在2003年第二版問世的時候，數字革命已經到來。20世紀90年代，口述歷史學家還在談論“磁帶和文本”。磁帶消失得如此之快，以至于人們不得不將“磁帶”的提法改為“錄音”。新生代的訪談者從來沒有使用過卷軸或盒式錄音機，并對“快進”這樣的詞語感到困惑。技術的快速發展使得哪怕是不久之前的設備都看起來很古怪。最初被專家吹捧的微型磁盤記錄器很快就被超越了。口述歷史在展覽和文化遺產旅游領域的應用，已經從盒式磁帶和小巧的光盤飛躍到二維碼和智能手機軟件。項目負責人需要明確地考慮所投資設備的長期使用情況。口述歷史學家只是大眾消費很小的一部分，因此不能影響市場，也不能制定檔案錄音的質量標準。事實證明，“跟著音樂”反而是明智的，可以合理地假設，最受音樂發行商歡迎的技術占據市場的時間將會最長。
隨著口述歷史學家對新設備越來越熟悉，他們把口述歷史的記錄方式擴大到了影像記錄，并且發現了利用互聯網在世界范圍內發布采訪、記錄和錄音的無限可能性。由于找到了一種將口述歷史從檔案書架上帶進社區的方法，口述歷史學家還必須考慮將受訪者暴露在更廣泛的公眾監督之下的道德和法律問題。實踐者們提出了新的關切和共同回應，不僅是在會議和研討會上，而且還在口述歷史網站H-OralHist上，這個網站是人文與社會科學在線網站H-Net的一部分。我一直在密切關注這些信息，以判斷出現了哪些新問題，以及如何最好地回答這些問題。
互聯網已經讓我們再沒有任何目光狹窄的借口了。隨著口述歷史的實踐越來越國際化，指南也無法只面向自己國家，而對世界上的其他國家視而不見。國際口述史協會每兩年都會在世界不同地方舉行會議，吸引來自各個大洲的數百名口述歷史學家參與。無論哪里發生了社會、政治或經濟動蕩，口述歷史都記錄下了這些變化——因為國家檔案往往反映的是舊制度。蘇聯解體刺激了俄羅斯和東歐的口述歷史項目。中國、印度和其他國家的經濟轉型在亞洲也有類似的影響。南非種族隔離制度的終結催生了新的采訪項目，因為口述歷史學家意識到他們的喬治·華盛頓們和托馬斯·杰斐遜們還活著。拉丁美洲和中東政權面臨的挑戰促使人們盡可能的記錄和保存抗議者的記憶和經歷。在國際上，口述歷史也給那些在歷史敘事中被邊緣化的人群發出更大聲音的機會，從本土人、土著和原住民，到女同性戀、男同性戀、雙性戀和跨性別群體。
戰爭、恐怖主義、颶風、洪水、火災、流行病以及其他天災人禍，促使口述歷史學家去采訪那些遭受創傷和折磨的人，并要求訪談者調整他們的方法。對那些遭受痛苦情緒困擾的人的同情日益成為口述歷史學家討論的一部分。與此同時，訪談的應用越來越有跨學科趨勢，歷史學家用來研究田野調察技術以及社會科學家的需求，社會科學家用來評估定性研究的效益。新的理論興趣得到了發展，特別是圍繞記憶的研究。口述歷史學家關心的不僅是人們記住了什么，還越來越關注人們忘記了什么，以及他們如何表達這些記憶。
近年來，除了收集口述歷史行動范圍的擴大，在教學策略、舞臺表演、展覽和網站上，也出現了大量的對口述訪談的創造性應用。現在，不用花費時間和成本去路途遙遠的檔案館就能夠聆聽、觀看或者閱讀口述訪談已經成為可能。視頻訪談在互聯網上尤其引人注目，吸引了更多的觀眾，因此也促使那些訪談項目從音頻轉向視頻。借助免費的互聯網服務，網絡攝像頭使得虛擬的面對面訪談成為可能。口述歷史會議上展示的各種口述歷史的新應用反映了其無限的可能性，同時也提出了警告。一方面，視頻保存需要耗費大量的存儲空間；另一方面，網民通常傾向于在觀看一個視頻片段幾分鐘后就轉換至下一個目標，很少會像嚴肅的研究人員那樣持續關注整個訪談。無盡的可能性需要與現實情況相平衡。
訴訟文化的興起同樣引發了口述歷史學家的關注。有些法律訴訟指控一些在線訪談是誹謗。英國警方為調查北愛爾蘭發生的一宗謀殺案而傳喚一個保密訪談的嘗試得到了美國政府的支持，這一案件引發了國際關注。口述歷史學家密切關注這個案件可能對他們的保密承諾造成的影響。另外的挑戰還來自大學的倫理審查委員會缺乏一致性的行為給學術項目帶來的麻煩。
所有這些問題都使對第三版的要求變得清晰起來。在準備編寫這一版的過程中，記錄下過去20年間發生的變化令人驚嘆，然而看到在此期間有多少信息甚至語言已經過時也令人警醒。新版本提供了這樣一個機會，讓我們能夠后退一步來觀看令人印象深刻的新全景，拋棄過時的參考資料，更新對于仍受關注的問題的討論。對過去20年的回顧，也在本書的延續性方面提供了些許安慰。盡管看起來似乎與口述歷史實踐有關的一切都已發生了改變，但訪談本身卻是基本不變的。無論是坐下來面對面還是使用某種電子通信工具，訪談中基本的人與人之間的互動從未改變。因此，口述訪談的基本步驟是不變的：采訪者需要做先期研究；了解如何操作設備；精心設計開放式的問題；與受訪者建立融洽的關系；仔細聆聽并提出進一步的問題；以及竭盡所能引出受訪者坦率和真實的回應。口述歷史也一直在保持著對標準的要求，這鼓勵著口述歷史協會不斷更新其對最佳口述史實踐規范的建議。
我不斷追蹤口述歷史學家們在口述歷史協會、英國口述歷史學會、國際口述歷史協會的出版物中進行的討論；參加過美國、英國、瑞典、意大利、捷克共和國、土耳其、南非、墨西哥、巴西、阿根廷和澳大利亞的口述歷史會議。盡管這些不同國家和地區的演講主題都基于當地特色，但是世界各地的口述歷史學家們分享著共同的方法和技術。我還編輯了《牛津口述歷史手冊（2011）》一書，它匯集了來自五大洲的40位作者的原創佳作。我從他們每個人身上都學到了很多東西，并且在本書這一版中吸收利用了他們的一些見解。
大多數情況下，我們接觸到的口述歷史都傾向于混淆而非肯定我們的推測，將矛盾的觀點擺在我們面前，鼓勵我們，從多個視角審視歷史事件。口述歷史的價值不是來自去否定那些意想不到，而是要享受。通過加入更多元廣泛的聲音，口述歷史并不會簡化歷史敘事，而是使之更加復雜——也更加有趣。
為了嘗試更好地了解口述歷史，一位朋友曾說：“哦，你是在做有聲的歷史。”這只說對了一半。口述歷史是靠對話而存在和發展的，在很大程度上取決于被采訪者。訪談者的工作是向被訪談者提出有意義的問題，仔細傾聽，同時要抑制自己同被采訪者談話的沖動。口述歷史學家們在訪談時往往非常自律地保持著靜默，而在參加專業會議時他們卻表現得十分健談。事實是，口述歷史學家們是喜歡談話的。作為唯一一類只和仍然在世的見證者們打交道的歷史學家，他們必須足夠友好，能夠與被采訪者建立融洽的關系，讓他們放松，并鼓勵他們坦誠相待。在提問的同時口述歷史學家們也在不斷質疑自己的概念、方法和對新技術的應用。那些收集歷史的聲音的人，也在就如何從事和利用口述歷史發出自己的聲音。
口述歷史運動的真正影響可能要到未來很久才會完全呈現。從當代人物那里尋找證據意味著，研究者并不總是需要等待口述歷史的檔案館公開某個訪談。只要有了自己的錄音設備，他們就可以采訪任何愿意回答問題的人。但是，隨著一代代人的逝去，歷史記錄的參與者不再活在世上，未來的研究者將不得不依賴于早年間被收集、處理和存儲在檔案中的訪談資料。他們將怎樣評價我們的工作？今天的口述歷史會塑造未來人們所寫的我們這個時代的歷史嗎？還是會被視為膚淺的和多余的？我們所做的事情有多少將會被保留？又有多少會丟失？口述歷史學家要超越他們自己當下的需要，而去思考他們的工作會為未來留下什么。
現在并不缺乏口述訪談手冊和工作指南。它們反映了許多進行訪談的技術準則，因為寫作的時期不同，作者的背景興趣不同而在標準、實踐、技術等方面存在差異。歷史學家、考古學家、圖書館學家、民俗學家、人類學家、教育學家、記者、語言學家、老年學家等都為這一新興的寫作實踐作出了貢獻。這本書不僅吸收了上述學者的思想，還有我個人經驗的總結。作為一名歷史學家，我不僅把訪談作為自己研究工作的一部分，還承擔了美國參議院歷史辦公室（U.S.Senate Historical Office）的一個口述歷史檔案項目。
并不是每一位口述歷史學家都同意這本書里提出的每一個觀點，因為還沒有一個關于開展口述歷史工作的統一路徑，非常規的方法有時候也會特別有效。公認的最佳實踐模式的確立基于充足的理由，但每條規則都有例外。口述歷史學家樂于接受創新和想象。這本書的目的是幫助口述歷史實踐者首先考慮清楚自己正在做什么，然后意識到潛在的后果，而不是試圖讓所有的訪談者都像士兵一樣整齊劃一地前進。接下來的問題和答案涉及如此多的原則問題和潛在的陷阱，可能會嚇到一些剛剛開始起步的口述歷史學家。不要讓對這些問題的顧慮阻滯研究的進程。口述歷史訪談可能并不容易，但是通過與令人難忘的人見面并進行對話，并為未來保存那些曾經被忽視的側面，這對研究者而言是極大的滿足和回報。
大多數口述歷史學家是通過實踐來學習的，我們對訪談理論的理解和解釋往往是滯后于而不是超前于訪談實踐的。《大家來做口述歷史》這本書想要為那些計劃進行口述歷史訪談和收集口述史料的人們提供實用的建議和合理的解釋。它的重點在于“做”。計劃對于一項口述歷史項目的成功至關重要，但是我見過項目的執行者為多年沒有實際地進行任何訪談而煩惱。他們擔憂如何籌集資金，擔憂什么類型的問題才是恰當的，擔憂應該訪談哪些人，擔憂哪些附加的問題是其他項目已經能夠解決的。我的建議一直是，停止擔心，而去實際地開展訪談。項目可以從小規模開始，隨著籌措來的經費的增加和個人經驗的積累，再慢慢做大。只完成一次訪談就可以展現出項目的一些可見成果，資助者可以看到成績，志愿訪談者則有一個可參考的模板。即使是一個不成功的訪談，也可以讓一個項目從中吸取教訓。過長時間的思考和猶豫會帶來風險：你非常想要采訪的那些人物，在接受采訪之前就去世了。因為口述歷史學家永遠都是在同生命的時鐘賽跑。
由于口述歷史的項目成本相差很大，與之相關的技術更新也很快，這本書沒有給出具體預算的估計，例如每小時的訪談成本和轉成文字的成本，或者特殊設備的配置成本等。任何如此具體的問題，在本書出版的時候可能都會過時。讀者如果計劃開展口述歷史項目，我給你們的建議是，最好去聯系當地其他口述歷史項目的執行者，從他們那里獲得成本估算和設備配備的建議。這本書里也沒有關于錄音機和攝像機操作的說明，因為我除了知道如何打開錄音機、如何定期檢查設備以確保其能夠正常使用之外，也沒有什么其他值得一說的機械技能。這本書也不像烹飪指南或食譜一樣，提供精準的配料用量和操作說明，以保證令人滿意的結果。相反，它提供的是關于口述歷史方法的寬泛的討論，附錄的注釋、參考文獻、網絡資源等可以提供有關具體問題更加專業的解釋。
書中各章分別呈現了口述歷史相關的不同方面：開始一個項目、進行訪談、訪談后續工作，在獨立的研究中使用訪談成果、錄像，訪談成果在圖書館和檔案館里的保存、教學、向公眾展示這些材料等。很少有口述歷史學家會參與到所有階段，大多數人只是專注于某些方面。但是讀者不應畫地為牢，局限于某個單一的領域，而是應該去探究口述歷史的復雜性。訪談者需要徹底地了解檔案保管員想要從這個項目中獲得什么，反之亦然。教師和學生應該考慮到公開展示的方方面面，音頻訪談者至少應該對視頻心存一些好奇。本書不同的章節提供了口述歷史各個領域的一瞥，并建議了進一步深入了解可查詢的閱讀和網站資源。
本書旨在作為簡明扼要的口述歷史入門介紹，概括當前該領域一些問題，并對大量的深入研究這些問題的文章、書籍進行回顧。本書盡可能包羅了那些個人的頓悟、見解和失誤，以及從其他實踐者的經驗教訓里學到的東西。這些經驗教訓來自一系列不同的項目，不同的規則和不同的國家。它們可以告訴我們什么是能做的，什么是應該避免的，并提醒我們，做口述歷史不存在單一的路徑，因為我們的工作程序和理解都是在不斷革新的。
比任何書面資料都更有幫助的，是這些年同我交流和分享過經驗的口述歷史學家。其中有很多人已經成為我非常好的朋友，以至于世界各地的口述歷史會議就像大家庭的聚會一樣。我要致以感謝的人的名單太長了，無法逐一列出，所以請允許我一并表達我誠摯的謝意。我要特別感謝我在牛津大學出版社的得力編輯南希·托夫（她本人就是一位口述歷史學家）；牛津口述歷史叢書的編輯托德·莫伊、凱西·納斯特羅姆和羅伯·伯克斯；視頻專家布瑞恩·威廉姆斯；以及口述歷史法律顧問約翰·諾森施羅德。一如既往，這本書獻給我的妻子安妮·里奇，她是華盛頓特區國家美術館的檔案保管員，也是一位口述歷史學家，我對她的陪伴、建議和敏銳記憶力的依賴與日俱增。
譯后記
口述歷史（Oral History）作為專業術語來使用是20世紀中葉以來的事。1948年美國哥倫比亞大學口述歷史研究室的成立標志著現代口述歷史學的誕生。19世紀蘭克學派“客觀主義”治史原則成為史學主流后，史家只重視文獻史料而貶低口述史料的價值，致使口述歷史幾乎失聲。直到20世紀，開放包容的“新史學”興起，口述歷史學作為其中的一個重要分支流派才重新被重視。現代意義上的口述歷史由此產生，并且順應學術民主化的時代潮流，又多了一重“人人可做”、“大家來做”的意義。這一方面使口述歷史具有了更大的史學價值并預示著未來更廣闊的發展前景，另一方面也使口述歷史的可靠性和學術性問題面臨著新的挑戰。唐納德·里奇的《大家來做口述歷史》一書，是學界公認的倡導“大家來做”口述歷史的經典著作，他結合自己多年來的實踐經驗，最大限度地給出了確保口述歷史可靠性和學術性的具體方法。
里奇是美國參議院歷史學家，曾擔任美國口述歷史協會主席，在國際口述史學界享有盛譽。《大家來做口述歷史》是他最著名的代表作之一，自1995年第1版問世以來，深受各界好評，被譽為“口述歷史學領域的百科全書”。中譯本由臺灣學者王芝芝翻譯（1997年臺灣遠流出版公司出版），在華語口述歷史界產生了很大影響。隨著數字革命的到來，該書推出了第2版，2006年中文簡體版由當代中國出版社出版，該書因此開始在中國大陸廣泛傳播，并很快被奉為經典。定宜莊先生認為它“無疑是從事口述史實踐的必讀書”。2015年，里奇修訂出版了該書的第3版。這一版對互聯網、數字化技術在口述歷史實踐中的應用以及口述歷史的倫理、呈現和國際化問題進行了更加深入的探討，在操作層面全面介紹了數字音頻和視頻訪談記錄技術的最新發展。該書在美國被認為是口述歷史的首要指南書，是專業的口述歷史學家、公眾歷史學家、檔案學家以及系譜學家在大學課程和公眾歷史社區核心課程教學中使用的指定教材。
我對口述歷史一直抱有崇敬之心，非常榮幸能夠受邀翻譯此書第三版。我認為，真正的歷史并不僅僅存在于傳統的文本中，它還存在于更真實、更生動的歷史場景中，存在于每個親歷者的心中，而寫作歷史的最高境界在于洞悉人性、反映人心。正如王安石在《讀史》詩中曾感嘆的：“糟粕所傳非粹美，丹青難寫是精神。區區豈盡高賢意，獨守千秋紙上塵。”而現代口述史無疑是能夠助我們抵達歷史精微處和人的靈魂深處的橋梁。遵循何兆武先生“譯文必須忠于原文、忠實于它的思路和它的風格”的宗旨，我不揣淺陋，嘗試進行了翻譯，力求信達。現代中國的口述歷史20世紀80年代從西方引入，經過三十多年的發展，已經取得了很大成績，搶救了許多寶貴史料，并激發了大眾對口述歷史的興趣，但是缺乏實踐規范的弊端也日益凸顯。口述歷史學者左玉河認為已經到了“口述歷史規范化操作的中國時刻”。希望《大家來做口述歷史》第3版的中譯本，能夠在當代中國為倡導大家來做口述歷史、確保口述歷史的可靠性和學術性、規范口述歷史實踐，提供及時、有益的幫助。
借此，也要感謝給予這部譯著的翻譯和出版大力幫助的各位師友。感謝當代中國研究所姚力研究員推薦我來翻譯。姚師姐與我師出同門，多年來在研究工作中給予我許多幫助和指導。對于口述歷史共同的研究興趣，使我們在相互的溝通交流中加深了彼此間的信任。感謝溫州大學口述歷史研究所所長楊祥銀教授，不厭其煩地為我解答了口述歷史理論與實踐的諸多前沿問題。還要感謝《當代中國史研究》編輯部編審鄭珺老師，在百忙之中抽出時間審閱譯稿，提出了許多重要的修改意見。限于本人能力和水平，譯稿中難免有錯漏不妥之處，懇請大家斧正！
邱霞
2019年元月于北京
新書資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