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伯明翰學派：文化研究的源流與方法》對伯明翰學派的理論發展做了詳細的梳理和分析，并著重從伯明翰學派的研究主題：亞文化研究、媒介研究、性別研究、種族研究等方面進行了分類研究，并與芝加哥學派進行了比較、分析。
《伯明翰學派：文化研究的源流與方法》：
一、了解文化研究需從伯明翰學派開始
伯明翰學派引發了世界范圍的文化研究熱潮，對全球的人文學術界都產生了重大影響。文化研究在登陸中國之后，也立即對中國人文學科產生了重大影響。伯明翰學派作為文化研究的源頭和重要的派別，對我們理解文化研究乃至糾正人們對文化研究的誤解都具有重要的意義。
二、本書是國內一部系統研究伯明翰學派的專著
全面分析和闡述伯明翰學派的興起與發展狀況，分析其對即便在當今也依然是研究重點的各個主題，如亞文化、種族、性別等，并通過比較，進一步闡述伯明翰學派與其他學派之間的復雜關系，闡述其學術地位與理論特色。
三、文化研究影響深遠，各個人文學科要借鑒使用，甚至影響了人們的思維方式
文化研究已經成為當下諸多人文學科借鑒使用的一種研究方法，甚至已經成為一種重要的知識生產的思維方式。回到文化研究的原點——伯明翰學派，并對其進行全面研究，將在理論上及研究主題上，對當下的文化研究產生重要影響，深化人們對文化研究的理解，甚至可以矯正人們對文化研究的某些誤解。
緒 論
一、寫作源起
如果從1964年伯明翰當代文化研究中心（The Centre for Contemporary Cultural Studies，簡稱CCCS）成立算起，文化研究的發展史也就僅有50多年的時間，但它已然成為了“目前國際學術界最有活力，最富于創造性的學術思潮之一” ，在社會科學或人文學術界產生了重大影響，對促進世界人文學術的發展起到了巨大的推動作用，甚至被認為已進入了西方社會科學與人文科學的中心。許多國家的大學都開設了專門的文化研究課程或相關課程，并授予學位。大約在20世紀80年代末90年代初，文化研究登陸中國，立即對中國的文藝學乃至整個人文學科（如教育學、政治學、歷史學等）產生了重大影響。
當然我們也不能否認，文化研究在中國引起了很大的爭論，甚至是針鋒相對的，有的熱情肯定，有的斷然否定。在這種背景下，我們研究作為文化研究源頭的伯明翰學派，一方面就是要讓人們從源頭上對文化研究有一個比較全面和深入的了解，矯正人們對文化研究的一些誤解，進而更好地推進我們的文藝學乃至人文學科的發展；另一方面，作為一種跨學科的知識實踐活動，文化研究力主打破學科界限，在反本質主義理論指導下，以問題為核心進行研究，這對于中國人文學科的知識生產無疑具有重要的啟示意義。此外，文化研究不僅僅是一種書本理論，書齋學問，它更強調對現實的關照與介入，而這些對于激發和提高中國知識分子參與現實的動力，也具有重要的啟示作用。
實際上我們可以看到，伯明翰學派有其自身的獨特的研究問題的思路和方法，與法蘭克福學派、芝加哥學派在西方學術界都占有重要的地位，但人們對后兩種人文學派研究得已經很多了，而對伯明翰學派的研究卻還不夠。因此，本書試圖在這方面做更為深入系統的研究。
二、研究綜述
應該說，所有關于文化研究，尤其是關于文化研究歷史的著作，不能不提英國文化研究或伯明翰學派（關于這兩種稱謂的區別與聯系，詳見后文）。就國外的研究情況看，特納（Graeme Turner）的《英國文化研究導論》（British Cultural Studies: A Introduction） 應該是“伯明翰學派”研究的經典著作，但它主要是從概念范疇的角度對英國文化研究進行闡述的，包括文化研究的觀念、文化研究簡史、文本與語境、受眾、民族志、意識形態、政治、結論等，帶有教科書的性質，對伯明翰學派的研究缺乏系統性。
其他有關伯明翰學派的材料，往往都是著作中的某一章節，或僅僅一般性的介紹，如理查德·李（Richard E. Lee）在《文化研究的生平》（Life and Times of Cultural Studies，Durham：Duke University Press，2003）中，用兩章的篇幅探討了研究中心的知識發展史，探討了文化主義與結構主義的爭論，以及研究中心從工人階級文化向種族、性別等范疇的轉變等，這是我們研究伯明翰學派的重要參考。杜德（Andrew Tudor）在《解碼文化》（Decoding Culture: Theory and Method in Cultural Studies，London：Sage，1999）中，也闡述了文化研究的理論與方法上的轉變與范式危機，其中就有關于伯明翰學派的論述。
此外，斯特里納蒂在《通俗文化理論導論》（閻嘉譯，商務印書館，2003年），斯道雷在《文化理論與通俗文化導論》（第二版，揚竹山等譯，南京大學出版社，2001年），麥克蓋根在《文化民粹主義》（桂萬先譯，南京大學出版社，2001年），多克在《后現代主義與大眾文化：文化史》（吳松江、張天飛譯，遼寧教育出版社，2002年），貝斯特、凱爾納在《后現代理論：批判性的質疑》（張志斌譯，中央編譯出版社，1999年）等著作中，也都有對伯明翰學派的闡述，但顯然不系統。凱爾納的《法蘭克福學派與英國文化研究的錯位》（趙志義譯，載余虹等主編《問題》，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03年第2輯）一文，探討了大多數人所忽視的一個問題，就是法蘭克福學派與英國文化研究之間的關系，這對我們理解伯明翰學派有著重要的意義。
2007年，安·格雷（Ann Gray）等人編輯出版了《當代文化研究中心工作報告選》（CCCS Selected Working Paper, London: Routledge。2014年再版）兩大卷，這是目前國際上最為集中的伯明翰學派的論文選。此后，關于伯明翰學派的許多著作被再版印刷 。由此我們可以看到，西方學界對伯明翰學派的重視程度在逐步增強，這也促使我們加強對它的研究。
在國內方面，除了上面所列出的譯介的國外著作中有對伯明翰學派的研究之外，也有專門研究伯明翰學派的論文或專著。比如2006年，山東大學的楊東籬完成的博士論文《伯明翰學派的文化觀念與通俗文化理論研究》（2011年，該博士論文以同名書名由山東大學出版社出版），應該算是國內有意識對伯明翰學派進行研究的論文。但該文主要就伯明翰學派的文化觀念進行梳理，很難說的上是“整體研究”。另外，該文對伯明翰學派的研究主要是對以威廉斯為代表的文化主義的研究，在材料的選用上，對于伯明翰學派的許多集體著作涉及不多，這很難說就代表伯明翰學派的特色，不能不說是一個遺憾。2008年5月，北京大學的徐德林完成了他的博士論文《英國文化研究的形成與發展——以伯明翰學派為中心》（2012年以《重返伯明翰：英國文化研究的系譜學考察》為名由北京大學出版社出版）。這是國內第一篇詳細考察伯明翰學派興起與發展的論文，材料豐富，對我們了解伯明翰學派具有重要的意義。2012年，北京語言大學的黃卓越教授出版了他和幾位研究生的論文集《英國文化研究：事件與問題》（三聯書店），涉及英國文化研究的銀幕理論、道德恐慌研究、種族問題、通俗文化研究、文化政策研究、身份理論等，是對伯明翰學派的專題研究。
此外，國內也有不少闡述伯明翰學派的單篇文章，如趙國新的《英國文化研究的起源述略》（《外國文學》2000年第5期），就從英國文化研究的四部奠基之作——威廉斯的《文化與社會》和《漫長的革命》、霍加特的《讀書識字的用途》，以及湯普森的《英國工人階級的形成》入手，分別探討了它們對英國文化研究發展的初期階段，即“文化論”階段的重要貢獻，這是我們理解伯明翰學派的起始。而王爾勃的《從威廉斯到默多克：交鋒中推進的英國文化研究》（《西北師大學報》2005年第2期），則梳理了西方文化研究中威廉斯與伊格爾頓的“文化主義”與“結構主義”之爭、霍爾與默多克的“文化研究”與“傳播政治經濟學”之爭，勾勒英國文化研究的理論源流。陸道夫在《英國伯明翰學派文化研究特質論》（《學術論壇》2003年第6期）中，闡述了伯明翰學派在研究目標和理論旨趣上所顯示出的總體傾向，就是關注日常生活的大眾文化和大眾傳媒，批判資本主義主流意識形態的壓迫性、虛偽性和欺騙性，積極建構具有主體性、能動性和批判性的大眾文化消費群體等。
另外，還有一些關于伯明翰學派分類研究，如黃曉武的《文化與抵抗——伯明翰學派的亞文化研究》（《外國文學》2003年第2期），就從早期伯明翰學派文化研究中“抵抗”觀念的建構，探討了伯明翰學派亞文化研究的特點。王臻則探討了伯明翰學派的對電視的研究（《伯明翰學派電視研究概論》，《甘肅廣播電視大學學報》2004年第2期），蔡騏、謝瑩探討了伯明翰學派的受眾研究（《英國文化研究學派與受眾研究》，《新聞大學》2004年夏）等。
在比較研究中，很多文章探討了伯明翰學派與法蘭克福學派之間的異同，如馬馳的《伯明翰與法蘭克福：兩種不同的文化研究路徑》（《西北師大學報》2005年第2期），張平功的《批評理論：從法蘭克福學派到英國文化研究學派》（《學術研究》2001年第7期），孔令華的《論媒介文化研究的兩條路徑：法蘭克福學派和英國文化研究學派媒介文化觀差異之比較》（《新聞與傳播研究》2005年第1期），時統宇的《從法蘭克福到伯明翰——電視批評理論的西方思想資源再析》（《現代傳播》2002年第4期）等。這樣的比較研究對于我們進一步理解伯明翰學派具有重要意義。但是，伯明翰學派與法蘭克福學派畢竟沒有多少交集，伯明翰學派的學者很少提及和引用法蘭克福學派學者的理論和著作 。因此，本文并沒有對這兩個學派進行簡單的機械對比。不過，伯明翰學派與芝加哥學派之間卻有著較為密切的關聯，因此我們將專門分析兩種學派的關系及異同。
綜上所述，在伯明翰學派的研究上，最主要的問題是缺乏系統性，這會直接影響我們對伯明翰學派的整體認識，甚至會產生一些誤解。這種不系統性，一方面來自我們對伯明翰學派的重視程度不夠。事實上，無論是在國外還是在國內，人們對伯明翰學派的研究要遠遠落后于對法蘭克福學派的研究，甚至還不及對芝加哥學派的研究，這一點僅從出版的專著中就可以清楚地看出來。對伯明翰學派研究欠缺的另一原因是材料不足。雖然自2007年以來，伯明翰學派的著作資料，包括當時蠟版印刷的論文以及當時出版的論文集被不斷再版，但是國內譯介的還很少 。因此，系統研究伯明翰學派，對我們正確認識這一學派具有重要意義，對我們思考文藝學學科建設乃至推進整個中國人文學科的發展，也具有重要的參考價值。
三、研究思路與基本結構
本書試圖全面分析和闡述伯明翰學派的興起與發展狀況，分析其重要的研究主題（如亞文化研究、媒介研究、種族研究、性別研究等），并通過比較，分析伯明翰學派與其他學派（主要是芝加哥學派）之間的關系與異同，闡述其學術地位與研究特色。
本書第一章闡述伯明翰學派的興起與發展軌跡，主要從歷史的角度闡述伯明翰學派的興起與內在發展理路。第二章集中分析伯明翰學派在其發展過程中的理論尋找與范式轉換，包括文化主義、結構主義、葛蘭西的文化霸權理論以及后現代主義理論等。第三章分析的是伯明翰學派的一個重要代表人物：斯圖亞特·霍爾。之所以把霍爾作為專章，是因為霍爾在伯明翰學派的發展中有著舉足輕重的地位，我們甚至可以說，霍爾的理論發展正體現了伯明翰學派（早期）的發展。因此我們把霍爾單列一章，也意在進一步分析伯明翰學派的發展之路。以下各章我們將逐一分析闡述伯明翰學派的主題研究，包括伯明翰學派的亞文化研究（第四章）、媒介研究（第五章）、女性研究（第六章）、種族研究（第七章）。最后一章（第八章），我們將比較伯明翰學派與芝加哥學派，以進一步認識伯明翰學派的研究特色。
四、關于伯明翰學派與英國文化研究
在本書正式開始之前，我們需要對這兩種稱謂做一區分，因為在學術界，伯明翰學派往往也被稱為英國文化研究，從而把這兩個概念給等同了起來。可實際上，這兩個概念并不完全等同，英國文化研究的范圍顯然要大于伯明翰學派。特納在《英國文化研究導論》中就指出，英國文化研究并不僅僅只有一個伯明翰中心，還有很多的“中心”，如1966年，里茲大學（Leeds University）創立了“電視研究中心”（The Centre for Television Research），同年，萊斯特大學（the University of Leicester）設立了“大眾傳播研究中心”（The Centre for Mass Communication），1967年，倫敦大學設立英國第一個電影研究教席（chair in film studies）。而隨著1979年霍爾前往開放大學（the Open University），開放大學也成為了另一個重要的文化研究中心，尤其是其開設的大眾文化學位課U203，更是成為文化研究重要的代表性課程。20世紀80年代以后，又有許多零散的小的中心出現，如倫敦大學的格登·斯密斯學院（Goldsmith’s College）、曼徹斯特城市大學（Manchester Metropolitan University）等。 因此在這一意義上，我們很難把英國文化研究與伯明翰學派等同起來。
此外，我們也不能把一個學派限定在一個地域之內。一個學派之所以成為學派，并不僅僅是因為該學派之人都一直聚居在某一地域之內，而是因為這一學派有自己成熟的、獨特的分析問題的方法和理論，如法蘭克福學派。對于伯明翰學派來說，同樣如此。最能體現伯明翰學派研究特色的時期，應該是在20世紀70年代到80年代，差不多也就是霍爾領導中心的時候，而在20世紀80年代以后，伯明翰學派的研究慢慢偏離了以前所形成的顯著特點。正如黃卓越教授所說的，到了20世紀80年代末，伯明翰學派發生了很大變化，即從現代走向了后現代。伯明翰更多的代表的是西方現代性的知識分子的觀念，后現代出現之后，一方面把過去的概念系統給解構了；另一方面文化研究開始泛化，而文化研究的“泛化”所直接導致的，就是伯明翰學派研究特色的消解，甚至脫離了伯明翰學派原有的研究理路，這基本上已經不能算是典型的伯明翰學派了。 在這一意義上，本書所研究的伯明翰學派，就主要集中在20世紀70年代到80年代，當然也會前后有所延伸，以便清楚地看到其發展脈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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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磊，文學博士，山東師范大學文學院副教授，主要從事文化研究、西方文論的研究。
001?緒 論
一、寫作源起?001
二、研究綜述?002
三、研究思路與基本結構?008
四、關于伯明翰學派與英國文化研究?009
011?第一章?伯明翰學派的建立與發展
一、英國文化研究的興起?012
二、伯明翰學派發展簡史?022
三、文化研究的國際化?036
041?第二章?伯明翰學派理論范式的尋找與轉換
一、在文化主義與結構主義之間?045
二、阿爾都塞的結構主義理論?049
三、葛蘭西的文化領導權（霸權）理論?054
四、超越霸權：“福柯效應”與文化政策研究?062
五、從理查德·約翰生到喬治·拉倫?069
079?第三章?霍爾與伯明翰學派
一、霍爾的階級斗爭歷程?080
二、撒切爾主義分析?095
三、霍爾的接合理論?107
小結?121
122?第四章?伯明翰學派的亞文化研究
一、亞文化概念的界定及其興起?124
二、亞文化的結構位置?132
三、亞文化的風格表現及其被收編的可能?141
四、亞文化研究方法?149
五、個案分析：《學習勞動》?153
小結?160
164?第五章?伯明翰學派的媒介研究
一、威廉斯：傳播與文化共同體的建構?165
二、意識形態的再發現?171
三、從“編碼/解碼”到“全國”觀眾?180
四、個案分析：《監控危機》?187
五、政治經濟學維度及其對伯明翰學派的批判?197
203?第六章?伯明翰學派的女性研究
一、在知識和政治之間：WSG的建立與發展?204
二、現狀：女性從屬的全面化?209
三、女性從屬的社會現實建構?213
四、別樣的社會生活模式：默克羅比的女性文化研究?220
五、精神分析與女性研究?235
小結?240
243?第七章?伯明翰學派的種族研究
一、戰后英國的移民與種族問題?244
二、霸權危機與種族問題?248
三、國家對黑人的全面監控?252
四、黑人形象的常識建構?257
五、黑人的反霸權斗爭?262
六、 “女人的歷史”（herstory）：移民婦女走向抵抗
斗爭的前臺?266
小結?271
275?第八章?比較：伯明翰學派與芝加哥學派
一、生態學與城市研究?276
二、青少年犯罪、越軌行為與亞文化研究?283
三、移民問題與種族研究?286
四、芝加哥學派的研究方法?289
295?結語?文化研究與知識生產
301?參考文獻
306?后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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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研究與知識生產
邁克爾·吉本斯等人在《知識生產的新模式：當代社會科學與研究的動力學》一書中，對知識生產模式做了具體的分析。吉本斯等人把知識生產模式分為了兩類，一類是傳統的知識生產模式（簡稱模式1），另一類是知識生產的新模式（簡稱模式2）。吉本斯等人通過比較，具體分析了模式2的特點。
首先，模式2具有突出的情境性特點。所謂知識生產的情境性，指的是知識生產并不是某一單個學科內部的自然發展，而是更大范圍的多種因素作用的結果。或者說，新的知識生產由市場（寬泛意義上的）因素決定，這種市場源自“廣泛的社會和認知壓力的結果”，“產生于現有的問題解決的學科模式的失效和衰竭。” 正是因為現有學科理論在解決問題上的失效，才催生了知識生產新的模式。因此，知識生產的新模式面對的是問題，而不是某一學科的自我知識演進。這一點與文化研究所強調的語境性是完全相合的。可以說，正是因為不同地域的語境差異，使得文化研究在全球旅行中形成了不同的文化研究，包括文化研究在中國的變異。
但是，這種知識生產的新模式并不是一種簡單的應用型學科。吉本斯等人指出，像化學工程、航空工程或者最近的計算機科學等，它們是新的知識形式，但不一定是新的知識生產形式，因為，它們很快也成了模式1中以學科為基礎的知識生產的一部分。但是，模式2的情境更為復雜。這種情境是由一系列比很多應用性科學更加分化的知識和社會需求所決定的，而同時又可能促使純粹的基礎研究的進行。
其次，與應用性學科知識生產形式不同，模式2具有很強的跨學科性，這是模式2的重要特征。在吉本斯等人看來，“跨學科具有很強的問題解決導向”，“其理論—方法論核心橫切那些已經完善建立起來的學科核心，其推動和構成通常是本地化的，因此任何一個這樣的理論核心對于進一步基于應用情境的本地化變異都是高度敏感的。” 吉本斯等人具體闡述了跨學科性的四個明顯特點：第一，跨學科性建立起一個獨特但又不斷發展的框架來引導問題的解決。這一框架在應用的情境下生成和維持。第二，盡管產生于一個特定的應用情境之中，跨學科性的知識還是發展出自己獨特的理論結構、研究方法和實踐模式，盡管這些可能無法在當前的學科版圖上進行定位。這種成果是累積的，盡管這種累積可能會在一個主要問題得到解決之后向多個不同的方向發展。第三，與模式l中知識生產的成果通過體制上的渠道進行傳播不同的是，在模式2中，成果傳播給那些參與到生產過程中的人，從某種意義上來說，成果的傳播起初在其生產過程中就已經實現了。而隨后進行的傳播首先發生在最初的參與者們轉移到新的問題情境中時，而不是當他們在專業期刊或會議上發表研究成果時。第四，跨學科性是動態的，它是在過程中解決問題。模式2的知識生產與一連串的問題情境之間的互動越來越密切。在模式1中，一個發現可能是建立在另一個發現之上的，而模式2中，發現存在于任何特定學科的限制之外，而參與者不需要回歸到學科之中尋求確認。
總之，在吉本斯等人認為，在人文學科中，學科的邊界總是可以互相滲透的。我們很容易就能找到跨學科性和相互滲透的例子。對古典世界的研究曾經是歷史學家、考古學家、希臘拉丁文學專家的專屬領地，現在，它們也在被人類學學者和科學的專門技術所提供的洞見所改變；哲學（通常是以淡化的倫理學的形式）已經滲入了大部分的應用社會科學。文化研究、城市研究、女性研究都是正在出現的折中式的跨學科研究。
模式2的第三個特點是反思性。反思性被認為是模式2知識生產的一個關鍵特征。反思性就是要質疑，并將懷疑作為一種習慣，所有假設的前提都必須受到質疑，因為它們代表了對傳統的盲目信任，并阻礙反思。所有烏托邦的藥方都必須被拋棄，因為它們預先排除了未來的反思。反思性必須是永無止境地開放的。甚至科學，甚至理性，都受到懷疑。
在吉本斯看來，人文學科的反思性也是現實壓力所激發的。首先，吉本斯等人指出，如果我們不是以嚴肅、誠實的態度去拷問過去，就很容易陷入去道德化的相對主義。現在，人文學科的社會情境化比過去更加明顯、持久，而且還包含了諸多危險，因此更需要反思。其次，在現代社會中，行動者和結構之間的聯系也許是松散了，這使人們能夠通過自己的反思性行為修改這些限制性的結構進而形成行動的情境。第三，隨著文化工業的加速發展，以及人文學術的爆炸性增長，二手文獻的數量是如此龐大，原著反而被淹沒了，其重要性也在降低。由此導致原創性的藝術或文學著作在增殖的評論面前節節敗退，這就更需要反思性，甄別數量巨大的二手文獻。
總之，吉本斯等人指出：“人文學科的特征并不僅僅在于它們以比自然科學更激進、連貫的方式展現了反思性，也不僅僅在于它們本質上是情境化的。人文學科的特征在于，人們期望它們的反思性給整個人類經驗賦予意義，并豐富整個意義域。就此而言，它們與自然科學存在顯著的差別。”
第四，吉本斯等人也討論了模式2與模式1不同的質量評估體系和標準。吉本斯等人指出，模式2中對于工作質量和研究團隊進行評估的標準與傳統的學科知識是不同的。模式1中的質量從根本上依靠同行評議來對個人所作的貢獻進行評價，而質量控制則通過仔細選拔有能力的人來擔當評議人得以維持，評議人的選擇部分地由其先前對學科所作的貢獻來決定。所以，同行評議是一種質量和控制相互強化的過程。 這樣，模式1中的成功可以概括描述為由學科同行所定義的優秀。在模式2中，成功將包括諸如效率或實用性的額外標準，由許多涉及實踐、社會和政治的考慮來引導，因此，模式2的質量評估與應用相關。
吉本斯等人對知識生產新模式的分析對我們理解文化研究具有重要意義。根據吉本斯等人的論述，文化研究正是一種知識生產的新模式。它是在具體的情境壓力下興起的（無論中外），是對現實問題做出的回應；它是跨學科的，具有強烈的反思性和批判性，雖然這種反思和批判的對象中外并不完全一致（如中國更多的是對文藝學學科的反思）；它在質量評估方面遭到了一定的困難，受到了來自傳統學科人員的質疑，但其影響力卻在不斷擴大，足見其“市場”還是很大的，而且國家也專門允許研究生階段自主設立文化研究的二級學科。問題的關鍵還在于，文化研究在中國的登陸，不僅引發了全國性的關于文藝學的學科反思，同時對其他學科也產生了巨大的影響，引發了人文學科的反思，進而推動了中國人文學科的知識生產，這也正是本書寫作的緣由。因此，深入研究作為一種知識生產新模式的文化研究，對于文藝理論知識生產，尤其是當代中國的人文學科，具有重要的意義和價值。
在伯明翰學派那里，經由葛蘭西的霸權理論，文化研究應當是對社會霸權與反霸權、控制和反控制斗爭過程的一種揭示與批判，而不應當僅僅是某一方面的文本分析或大眾分析。揭示的目的是讓人看清真相，批判的目的在于引導人們走向反霸權的實踐，從而走向新的解放與進步，由此，文化研究是一項帶有啟蒙性質的工程。在中國，我們尤其需要文化研究這種啟蒙形式。中國幾千年的文化造就了權力與壓制的深入與多樣化，可以說已成為了人們的“常識”。魯迅就以文學的筆法深刻地揭示了中國人在這種權力高壓下的生存狀態。隨著社會的發展與進步，民主程度的提高（如法律的建設、程序公正程度的提高、各種聽證會的召開等），人民的生存狀態也在逐步得以改善，但我們不能說霸權與反霸權的斗爭就已停止。五四啟蒙在某種程度上的未完成性，文革對民主的摧殘，改革開放對經濟建設的過高的強調，使得我們幾乎沒有時間去考察、去反思我們的體制問題，新社會舊體制依然存在，這些都使我們去思考和反思我們社會發展過程中的各種復雜情況。伯明翰學派倡導的雙重或多重視點，給了我們觀察分析問題的新路徑，它使我們真正全面考慮問題的內在發展脈絡，而不是一味的批評或一味的歡迎。正是在對過程的關注中，我們觀察著現實、分析著現實、反思著現實，這是作為一個有機知識分子的責任和義務。當然，所有這些都必須考慮中國的語境問題。伯明翰學派的成立和發展，是建立在西方資本主義國家市民社會比較發達、民主程度比較高的基礎之上，而中國的現實狀況使我們在運用它的思想方法上必須做到具體分析，不可生搬硬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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