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季羨林手稿精編：傳統文化與國學》叢書共為四冊，分別為《傳統文化之美》《民國的那些先生》《已逝去的年代》和《中國人與中國文明》。這套書提供給讀者一個看人看世界的嶄新視角，字里行間蘊涵著博大情懷和深刻思考，對現今追求金錢和物質的社會是一劑清醒劑，喚醒國人去尋覓自身與社會的風骨和氣節。
第一冊《傳統文化之美》主要輯錄季羨林先生的體悟與沉思，展現國學大師對中國傳統文化的特點與地位提出的新鮮、獨特而高屋建瓴的精辟論點，不僅激發了我們對傳統文化的懷舊之情，還將勾起我們心中家國合一的文化情懷。讀者從季老的體悟與沉思里，可以更加清晰地感受到中華傳統文化的精髓和東方文化的深厚底蘊，從而促使我們在全球化的語境中，堅持中華民族的文化自覺，強化文化認同，樹立文化自信。
第二冊《中國人與中國文明》主要編錄了季羨林先生對中國文明發展的系列思索，緊密契合當下中華崛起、文化復興等熱點話題，探討何為中國人、中國文化、中國精神。從中國文人的民族氣節、普通中國人的習慣與特性、中國文明的理解與傳承等角度，來闡述、探討中國知識分子的精神所在。
第三冊《已逝去的年代》是季羨林先生用真實、質樸的筆觸，重述自己的多彩人生之路，展現其一生的奮斗經歷和內心情感世界。這既是一部紀實自傳和成長史，又折射出大師對那個時代獨特的評判，如同色彩斑斕的幻燈片，從大師的鏡子里反射出20世紀上半葉的社會現實。
第四冊《民國的那些先生》主要收集季羨林先生與各界名流的交往及對同時代賢達的評點，展示了那個時代一批不失“硬朗”，而又“好玩”“有趣”的人。他們的個性或迂或癡或狂，但內里全不失風骨、風趣或風雅，底子上都有一個“士”字守著。讀著他們，我們感覺到恍若隔世；觸摸歷史，我們常常浩嘆不已。他們就是“民國的那些先生”，他們有著與今天的學人迥然不同的風度、氣質、胸襟、學識和情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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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敬 國學大師 一介布衣，半世先生 承厚德以載物，享自由而內省 貧賤寵辱一切隨緣，筆下科研欲罷不能 冷板凳坐得十年未覺苦，著文章下筆千言半字空 知天命盡人事惟勤奮當傳世，開善門念東方寫下人品厚重 先生一生正可用生前一幅字概況：“無名有品，無位有尊。” 先生離去，世人扼腕，先生的名，永留東方。 大師的離去總是讓人扼腕，亂世出英雄，那個戰火頻飛的年代鑄就了一代文人的魂。他們把情托付于作品，影像，一個個口口相傳的故事。他們把魂留在東方，匯入大地。 冬日燕園，一塔湖圖，矗立著，守候著。又有人走在季老走過的石路上了，又有人翻開了同一卷書，下一個春天……推薦閱讀：中國人與中國文明 民國的那些先生 已逝去的年代 傳統文化之美
季羨林
出生于1911年，中國山東省聊城市臨清人，字希逋，又字齊奘。國際著名東方學大師、語言學家、文學家、國學家、佛學家、史學家、教育家和社會活動家。1930~1934年畢業于清華大學西洋文學系，于1935年赴德國哥廷根大學主修印度學，通英、德、梵、巴利文，能閱俄、法文，尤精于吐火羅文(當代世界上分布區域最廣的語系印歐語系中的一種獨立語言)，是世界上僅有的精于此語言的幾位學者之一。
1946年回國后聘為北京大學教授兼東方語言文學系主任。1956年當選中國科學院哲學與社會科學學部委員，1978年后曾任北京大學副校長，先后榮膺中國外國文學學會、中國南亞學會、中國外語教學研究會、中國語言學會、中國敦煌吐魯番學會、中國亞非學會等多個學會的會長。先生一睜致力于梵學、佛學、吐火羅文研究，并在中國文學、比較文學、文藝理論研究上頗多建樹，成為我國當代學貫東西、聲望卓著的大師。
先生足跡，遍布世界，寄情于文化，溝通東西。先生為人，樸實無華，讓每一位接觸的人如沐春風。生前三辭桂冠：國學大師、學界泰斗、國寶，讓世人嘆服。
國學漫談
《國學，在燕園又悄然興起》一文，在國內外一部分人中引起了轟動。據我個人看到的國內一些報紙和香港的報紙，據我收到的一些讀者來信看，讀者們是熱誠贊成文章的精神的。
想要具體的例證，那可以說是俯拾即是。前不久，我曾就東方文化和國學作過一次報告。一位青年同志寫了一篇“側記”，敘述這一次報告的情況（王之昉《高屋建瓴啟迪后人》，《人民日報》1993年12月1日第三版）。讀者如有興趣，可以參閱。我因為是當事人，有獨特的感觸，所以不避啰嗦之嫌，在這里對那天的情況再講上幾句。
那是一個陰雨連綿的晚間，天氣已頗有寒意。報告定在晚上7時。我毫無自信，事先勸同學們找一個不太大的教室，能容下100人就行了。我是有私心的，害怕人少，講者孑然坐在講臺上，面子不好看。然而他們堅持找電教大樓的報告大廳，能容下400人。完全出我意料，不但座無虛席，而且還有不少人站在那里，或坐在臺階上，都在靜靜地諦聽，整個大廳里鴉雀無聲。我這個年屆耄耋的世故老人，內心里十分激動，眼淚在眼睛里打轉。據說，有人5點半就去占了座位。面對這樣一群英姿勃發的青年，我心里一陣陣熱浪翻滾，筆墨語言都是形容不出來的。
海外不是有一些人紛紛揚揚說北大學生不念書，很難對付嗎？上面這現象又怎樣解釋呢？
人世間有果必有因。上面說的這種情況也必有其原因。我經過思考，想用兩句話來回答：順乎人心，應乎潮流。
我們中華民族擁有五千年的光輝燦爛的文化，對人類作出了卓越的貢獻。很難想象，世界上如果缺少了中華文化會是一個什么樣子。前幾年，弘揚中華優秀文化的號召一經提出，立即受到了國內外炎黃子孫的熱烈擁護。原因何在呢？這個號召說到了人們的心坎上。弘揚什么呢？怎樣來弘揚呢？這就需要認真地研究。我們的文化五色雜陳，頭緒萬端。我們要像韓愈說的那樣，“沉浸釀郁，含英咀華”，經過這樣細細品味、認真分析的工作，把其中的精華尋找出來，然后結合具體情況，從而發揚光大之，期有利于中國人民和世界人民的前進與發展。“國學”就是專門做這件工作的一門學問。舊版《辭源》上說：國學，一國所固有之學術也。話雖簡短樸實，然而卻說到了點子上。七八十年以來，這個名詞已為大家所接受。除了“腦袋里有一只鳥”的人（借用德國現成的話），大概不會再就這個名詞吹毛求疵。如果有人有興趣有工夫去探討這個詞兒的來源，那是他自己的事，我無權反對。
國學絕不是“發思古之幽情”。表面上它是研究過去的文化的，因此過去有一些學者使用“國故”這樣一個詞兒。但是，實際上，它既與過去有密切聯系，又與現在甚至將來有密切聯系。現在我們不是都談建設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嗎？什么叫“特色”？特色表現在什么地方？我曾反復思考過這個問題。我覺得，科技對我們國家建設來說，對發展生產力來說，是非常重要的，萬萬不能缺少的。但是，科技卻很難表現出什么特色。你就是在原子能、電腦、宇宙飛船等等尖端科技方面，有突出的成就，超過了世界先進國家，同其他國家比較起來，也只能是程度的差別，是水平的差別，談不到什么特色。我姑且稱這些東西為“硬件”。硬件的本質都是一樣的，沒有什么特色可言。
特色最容易表現在精神文化方面，我姑且稱之為“軟件”，哲學、宗教、文學、藝術、倫理、道德、經營、管理等等都屬于這個范疇。這些東西也是能夠交流的，所謂“固有”并不排除交流，這個道理屬于常識范圍。以上這些學問基本上都保留在我們所說的“國學”中。其中有不少的東西可以說是中華文化、中華智慧的結晶，直至今日，不但對中國人發揮影響，它的光輝也照到了國外去。最近聽一位國家教委的領導說，他在新德里時親耳聽到印度總統引用中國《管子》關于“十年樹木，百年樹人”的話。在巴基斯坦他也聽到巴基斯坦總理引用中國古書中的話。足征中華智慧已深入世界人民之心。這是我們中國人應該感到驕傲的。所有這一些中國智慧都明白無誤地表露了中國的特色。它產生于中國的過去，卻影響了中國和世界的今天，連將來也會受到影響。事實已經證明，連外國人都會承認這一點的。
國學的作用還不就到此為止，它還能激發我們整個中華民族的愛國熱情。“愛國主義”是一個好詞兒，沒有聽到有人反對過。但是，我總覺得，愛國主義有真偽之分。在歷史上，被壓迫被侵略的民族，為了自己的生存與尊嚴，不惜灑熱血、拋頭顱，奮抗頑敵，伸張正義。這是真愛國主義。反之，壓迫別人侵略別人的民族，有時候也高呼愛國主義，然而卻不惜滅絕別的民族。這樣的“愛國主義”是欺騙自己人民的口號，是蒙蔽別國人民的幌子。它實際上是極端民族沙文主義的遮羞布。例子不用舉太遠的，近代的德、意、日法西斯主義就是這一類貨色。這是偽愛國主義。
中國的愛國主義怎樣呢？它在主體上是屬于真愛國主義范疇的。有歷史為證，不管我們在漫長的封建時期內，“天朝大國”的口號喊得多么響，事實上我國始終有外來的侵略者，主要來自北方，先后有匈奴、突厥、遼、金、蒙、滿等等。今天，這些民族基本上都成了中華民族的組成部分；但在當時只能說是敵對者，我們不能否定歷史的本來面目。在歷史上，連一些雄才大略的開國君主也難以逃避恥辱。劉邦曾被困于平城，李淵曾稱臣于突厥，這是最明顯的例子。我們也不能說，中國過去沒有主動地侵略別人過，這情況也是有過的，但不是主流，主流是中國始終受到外來的威脅。正是由于這個原因，我們中國人民敬仰、歌頌許多愛國者，岳飛、文天祥、史可法等等都是。一直到今天，愛國主義，真正的愛國主義，始終左右我們民族的心靈。我常說，北京大學的優良傳統之一，就是愛國主義，我這說法得到了許多人的贊同。探討和分析中國愛國主義的來龍去脈，弘揚愛國主義思想，激發愛國主義熱情，是我們今天“國學”的重要任務，國學的任務可能還可以舉出一些來，以上三大項，我認為，已充分說明其重要性了。我上面說到“順乎人心，應乎潮流”。我現在所談的就是“人心”，就是“潮流”。我沒有可能對所有的人都調查一番。我所說的“人心”，可能有點局限。但是，一滴水中可以見宇宙，從燕園來推測全國，不見得沒有基礎。我最近頗接觸了一些青年學生。我發現，他們是很肯動腦筋的一代新人。有幾個人告訴我，他們感到迷惘。這并不是壞事，這說明他們正在那里尋覓祛除迷惘的東西，正在那里動腦筋。他們成立了許多社團，有的名稱極怪，什么“吠陀”，什么禪學，這一類名詞都用上了。也許正在燕園悄然興起的“國學”，正投了他們之所好，順了他們的心。否則怎樣來解釋我在本文開頭時說的那種情況呢？中國古話說“得道多助，失道寡助”，順應人心和潮流的就是“道”。
但是，正如對人世間的萬事萬物一樣，對國學也有不同的看法。提倡國學要有點勇氣，這話是我說出來的。在我心中主要指的是以“十年浩劫”為代表的那一股極左思潮。我可萬萬沒有想到，今天半路上竟殺出來一個程咬金，在小報上寫文章嘲諷國學研究，大扣帽子。不知國學究竟于他何害，我百思不得其解。無獨有偶，北師大古籍研究所編纂《全元文》，按說這工作有百利而無一弊，然而竟也有人想全面否定。我覺得，有這些不同意思也無妨。國學，弘揚中華優秀文化，既然是順乎人心，應乎潮流的事業，必然會發展下去的。
1993年12月2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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