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烏合之眾：群眾心理研究》 出版于1895年，是學習社會心理學的入門讀物。這本書運用生動的詞語講述歷史上的重大事件，同時具有無與倫比的前瞻性，直到今天還在影響著人類社會的發(fā)展。
古斯塔夫·勒龐（Gustave Le Bon，1841—1931)，法國社會心理學家、社會學家，群眾心理學的奠基人之一。他撰寫了一系列通俗讀物，它們產(chǎn)生了廣泛和深遠的影響。很多著名政治家深受他的作品的影響，包括美國總統(tǒng)西奧多·羅斯福、智利共和國總統(tǒng)亞歷山大·德里等。
群眾的沖動、易變和急躁
第一章研究群眾的基本特征時，我們說，群眾幾乎完全接受無意識動機的指引。其行為主要是受脊髓的影響，而不是受大腦的影響。在這方面，群眾與原始人非常相似。其行為本身可能完美，卻不受大腦的指揮；相反，孤立的個人卻根據(jù)外部刺激因素來決定自己的行動。群眾是外部刺激因素的奴仆，并反映出外部刺激的不斷變化。群眾是沖動的奴仆。孤立的個人也受相同的刺激因素的影響，但他的大腦會告訴他，屈從于刺激因素并不可取，所以他約束自己不受擺布。用生理學的術語來說，道理在于，孤立的個人有能力主宰自己的反射行為，而群眾就缺乏這樣的能力。
有諸多原因可以刺激群眾，群眾順從的沖動可以是慷慨的或殘忍的、英勇的或懦弱的，但沖動總是勢不可當，以至于個人利益乃至對生命的保全都難以占上風。刺激因素多種多樣，群眾又總是順從，所以群眾也極為多變。這足以解釋為什么在轉瞬之間，群眾會從最血腥的狂熱狀態(tài)轉為極端的慷慨和英勇無畏。群眾很容易扮演劊子手的角色，同樣很容易慷慨赴死。正是群眾，為了信仰的勝利而不惜血流成河。若想了解群眾流血犧牲的壯舉，我們不必回顧英雄時代。揭竿而起時，群眾絕不吝惜自己的生命。不久前，一位將軍聲名鵲起，很容易就找到成千上萬的追隨者；只要他一聲令下，他們就不惜為他的事業(yè)而流血犧牲。
因此，群眾根本不會三思而行。驅動他們的情緒可能會前后矛盾，他們總是受眼前那一刻的刺激因素的影響。他們像被大風卷起的落葉，四處飄散，落在地上。下面研究革命群體時，我們將舉例說明，群眾的情感變幻不定。
群眾易變，難以管束。當一部分公共權力掌握在他們手中時，尤其如此。若不是日常生活中的必要事物對生存構成隱形約束，民主制是難以持久的。群眾的愿望狂熱，卻不能持久。群眾缺乏持久的意志力，也不能深謀遠慮。
群眾不僅沖動而且多變。群眾宛若野蠻人，不愿意承認愿望和愿望的實現(xiàn)之間有障礙。因為覺得人多勢眾、銳不可當，所以群眾不能理解這樣的障礙。對群眾里的個人而言，不可能的概念根本不存在。孤單的個人很清楚，他靠單槍匹馬難以焚燒宮殿或洗劫店鋪。即使面對這樣的誘惑，他也容易抵擋。一旦成為群眾的一員，他就會意識到人多勢眾的力量，這足以使他產(chǎn)生殺人越貨的念頭，并且會立即屈從于這種誘惑。意料之外的障礙在狂怒中灰飛煙滅。倘若人體能忍受無止境的狂熱激情，那就不妨說，群眾的愿望受阻時的常態(tài)就是狂熱激情的狀態(tài)。
我們的所有情感都有一個永恒的源頭，那就是種族的基本特征。群眾的急躁、沖動和多變，都受到這些特征的影響。我們所研究的所有群眾情感也都會受到這些特征的影響。無疑，一切群眾都急躁而沖動，但程度卻大不相同。比如，拉丁國家的群眾和英國的群眾就很不相同。在這一點上，法國歷史最近的事實給人以生動的啟示。25年前，有一份電報被披露出來，內容大概是某位大使受到了羞辱，結果群情激奮，甚至引發(fā)了一場可怕的戰(zhàn)爭。幾年后，一紙關于諒山（Langson）戰(zhàn)役小挫敗的電文，再次激起法國人的怒火，政府頃刻間垮臺。相反，就在同時，英軍遠征喀土穆受重挫時，英國人只有輕微的情緒波動，沒有一個大臣因此下臺。普天之下的群眾都有陰柔的特點，拉丁群眾尤其如此。凡是信賴他們的人都會迅速攀上命運之巔峰，然而這無異于身處懸崖絕壁，隨時可能跌入萬丈深淵。
群眾容易輕信，易受暗示影響
上文界定群眾時曾說，其普遍特征之一是極易接受暗示；我們還說明了，在一切人類集群中，暗示的傳染性能達到很高的程度。這可以解釋群眾的情感何以會向特定方向迅速轉變。有人認為暗示無足輕重，然而總體上，群眾總是期待他人注意，既然處在這樣的狀態(tài)，暗示就很容易起作用。暗示一起，旋即靠傳染機制植入群眾的頭腦，無一例外，群眾情緒的完全一致立即實現(xiàn)。
進入大腦中的念頭會自動變?yōu)樾袆樱總�處在暗示影響下的人都能體會到這個過程。無論這一行動是縱火焚燒宮殿還是做出自我犧牲，群眾都會聞風而動，在所不辭。所有這一切都取決于刺激因素的性質。而當一個人獨處時，情況就不一樣。這時，他會思考自己因受刺激而要采取的行動和所有要這么做的原因之間的關系。而結果往往是，他會放棄采取行動。
如此，群眾總是在無意識的邊緣徘徊，隨時聽命于一切暗示，心懷狂躁情緒，不受理性影響，喪失批判能力；如此，除了極端的輕信，就別無其他可能了。在群眾里，不可能辦到的事情是不存在的。牢記這一點，你就能夠理解為何子虛烏有的神奇故事能被編造、傳播且不脛而走。經(jīng)歷過巴黎被圍困的人都目睹了這種輕信的許多實例。高樓窗戶里的一簇燭光立即被人們當作發(fā)給攻城者的信號。不過，略一思索人們就發(fā)現(xiàn)，在幾英里以外根本看不見這樣的燭光。
編造出來的故事在群眾里迅速流傳，不僅是因為群眾極端輕信；另一個原因是，在群眾的幻想里，事件被嚴重扭曲。在眾目睽睽之下，最簡單的事情很快就會面目全非。群眾使用形象思維，而一個形象迅速喚起一連串形象，其中并無任何邏輯聯(lián)系。我們很容易設想這種狀況。有時，我們回憶一件事時，一連串奇怪的念頭會涌上心頭。理性告訴我們，這些形象之間沒有任何連貫性。但群眾對這個事實視若無睹，真實的事件和疊加其上的幻覺就混為一談了。群眾很少區(qū)分主觀和客觀，總是把腦子里的幻象當作真相，盡管這些幻象和眼前的事實只有微乎其微的關系。
按理說，群眾對事件進行扭曲的方式應該是多種多樣的，畢竟，群眾中的每個人都有獨特的性格特點。然而，事實卻并非如此。在傳染的作用下，人們扭曲事件的方式完全相同，在任何群體的個人身上體現(xiàn)出同樣的特點。
在群眾里，首先在一個人身上發(fā)生的扭曲成為傳染性暗示過程的起點。在十字軍戰(zhàn)士的眼前，圣喬治的形象出現(xiàn)在耶路撒冷的墻上。在此之前，這一形象肯定是在場的一個戰(zhàn)士首先想象出來的。通過暗示和傳染，由個人編造的奇跡立即被所有人接受了。
歷史上頻繁出現(xiàn)這樣的集體幻覺，其機制總是如此。幻覺似乎具有一切公認的真實性的特點，因為它們是成千上萬人目睹的現(xiàn)象。
若要反駁以上斷言，群眾里個人的智力水平如何是不必加以考慮的。在這里，個人的智力毫無意義。一旦成為群眾的一員，智者和愚夫一樣，都失去了觀察的能力。
這一論斷看似吊詭。若要證明其不容置疑，必須研究大量的歷史事實，即使卷帙浩繁的論著亦不敷此任。
盡管如此，我也不想給讀者留下毫無根據(jù)的印象。我要從眾多的例子里隨便擷取幾例，這些都是可以令人信服的例子。
以下事實最為典型，因為它取自一個典型的集體幻覺，這是使群眾受害的集體幻覺。群眾中包含各色各樣的個人，從最愚昧到最博學的人，無所不有。這是海軍上尉朱利安·費利克斯（Julian Felix）在他的《海流》（Sea Currents）一書中述及的事情，《科學雜志》（Revue Scientifique）過去曾經(jīng)引用。
護衛(wèi)艦“貝勒·波拉”號正在海上搜尋在風暴中失散的巡洋艦“波索”號。萬里無云，陽光明媚。突然，瞭望兵發(fā)出信號，表示看到了一艘拋錨的船舶。護衛(wèi)艦官兵順著信號指示的方向望去，清楚地看見一只載滿了人的木筏，被幾只船拖著，船上的人正在發(fā)出求救信號。然而，這不過是一種集體幻覺。德斯弗斯上將放下一條船去營救遇難的水手。到達目標時，船上的官兵看到“有一大群移動的人揮手呼救，聽到許多混亂而沉悶的聲音”。到達目標時，官兵們卻發(fā)現(xiàn)，那不過是幾根帶枝葉的樹干，是從附近海岸漂過來的。在顯而易見的事實面前，他們的幻覺即刻消失。
在這個事例中，我們清楚地看到，剛才解釋的集體幻覺在起作用。一方面，我們看到一群人滿懷期盼；另一方面，瞭望兵發(fā)現(xiàn)遇難船只的信號成為一個暗示。由于相互傳染的機制，全體官兵都接受了這個暗示。
親眼所見可化為烏有，真實的事情可被與其無關的幻覺取代——視覺幻象發(fā)生時無須人數(shù)眾多的群眾。一旦相聚，幾個人也可能構成群眾。盡管其中的個人可能是飽學之士，但只要他們在專長之外獲得了群眾的特征，他們就構成群眾，個人具有的觀察能力和批判精神就會立即消失。機敏的心理學家達維（Davey）先生提供了一個非常奇妙的例子，用在這里恰到好處。最近的《心理學年鑒》（Annales des Sciences Psychiques）記錄了這一案例。有一次，他邀請一群杰出的觀察家與會，其中包括英國最著名的科學家華萊士。達維先生打算當眾展示神跡。在此之前，他先讓在場者仔細檢查他的道具，并任意做出標記，然后，他開始表演靈魂現(xiàn)形、盤上書寫等，并請大家做記錄。隨后，他陸續(xù)從這些杰出的觀察家手中收回他們所做的書面記錄。記錄均標明，這些現(xiàn)象只有通過超自然的手段才能獲得。然后，達維向他們展示，這不過是簡單的幻術而已。這次表演的記錄者寫道，“達維先生的研究中最令人吃驚的不是幻術的神奇，而是不懂催眠術的目擊者筆端報告的極端虛偽性”。他接著寫道，“即使眾多的目擊者也可能羅列完全錯誤的條件關系，其結果是，如果他們描繪的文字被認為是準確的，他們描繪的現(xiàn)象就不能用幻術來解釋。達維先生發(fā)明的方法非常簡單，他的大膽令人吃驚。他擁有支配許多人的大腦的能力，能使人相信自己看到了實際上沒有看見的事情”。在這里，我們看到催眠師控制被催眠者的能力，催眠術總是這樣的。況且，受影響的腦子屬于優(yōu)秀的科學家，而且事先還請他們抱懷疑的態(tài)度。如此，用幻術欺騙普通的群眾會是多么輕而易舉，就容易理解了。
類似的例子不勝枚舉。寫到這里時，報紙上正充斥著兩個小女孩在塞納河溺水身亡的報道。有五六個目擊者言之鑿鑿，說他們知道這兩個孩子是誰。所有的證詞如出一轍，不容預審法官再有絲毫懷疑。于是，他簽署了死亡證明。然而，就在人們準備為這兩個孩子舉行葬禮時，大家突然發(fā)現(xiàn)，其實她們還活著，而且各項特征都與死者相去甚遠。這和上文所舉的幾個例子一樣，提供第一份證詞的人自己就是幻覺的犧牲品，而他的證詞足以對其他目擊者產(chǎn)生影響。
在類似的事情中，暗示總是起源于由于一個人的模糊記憶產(chǎn)生的幻覺，由此而產(chǎn)生的傳染機制肯定了初始的幻覺。如果第一個目擊者是一個很容易受外界影響的人，他就會堅稱他所辨認出來的尸體帶有某些外部特征，比如一塊傷疤，或者一些服飾上的特征。當然，這些特征都不具有絕對的說服力。而他的說辭會立刻引發(fā)其他目擊者的聯(lián)想。由此產(chǎn)生的想法會成為一個“晶體”的核心，它損害理解力，麻痹一切判斷力。觀察者看到的不再是客體本身，而是腦子里浮現(xiàn)的形象。如此，暗示和傳染機制就可以解釋如下事例：母親錯認自己的孩子的尸體。這是一樁報紙重刊的舊案，從中可以看到，我們剛才指出的兩種暗示機制是如何起作用的。
一個孩子認出了死去的孩子，但他搞錯了。于是，一連串錯認隨即開始。
奇異的事發(fā)生了。在學童辨認出尸體的第二天，一個婦女驚呼：“天哪，那是我的孩子。”
她被帶到尸體跟前，檢查了衣服，并注意到孩子額頭上的傷疤，接著說，“肯定是我兒子，他去年7月失蹤，一定是被人拐走殺害了”。
這個女人是福爾街的看門人，叫夏凡德雷。孩子的叔叔也被叫了來。問到他時，他說，“這就是小費利貝”。幾位鄰居也認為，在拉弗萊特找到的這個孩子就是費利貝·夏凡德雷。 孩子的老師也認出了小費利貝，其根據(jù)是那孩子佩帶的一枚徽章。
盡管如此，鄰居、叔叔、老師和母親全都錯了。六個星期以后，死者的身份得到了確認。他是波爾多人，在當?shù)乇蝗藲⒑Γ直灰换锶诉\到了巴黎。
應該注意的是，做出這種誤認的經(jīng)常是婦女和兒童，這絕對是一群最容易受影響的人。這也說明出庭作證的婦女和兒童有何價值。尤其是兒童，絕不能把他們的證詞當真。法官總是習慣于說，兒童不會撒謊。然而，倘若法官有一點基本的心理學素養(yǎng)，他們就會知道，事情恰恰相反，兒童常常撒謊。無疑，這是無惡意的謊言，但謊言畢竟是謊言。通常，用扔硬幣的辦法來決定被告的命運，也比采納兒童的證詞合理。
回頭說群眾的觀察力。我們的結論是，他們的集體觀察極可能出錯。通常，這樣的觀察代表的是一個人的錯覺；通過傳染機制，他把暗示傳遞給群眾里的其他人。群眾的證詞極不可靠，事實證明，其錯誤的嚴重程度可能無以復加。在25年前著名的色當戰(zhàn)役中，數(shù)千騎兵沖鋒抗敵。然而，面對互相矛盾的目擊者證詞，根本不能確定，究竟誰是指揮官。英國將軍沃爾斯利爵士（Lord Wolseley）在最近的一本書中說明，迄今為止，最嚴重的錯誤是有關滑鐵盧戰(zhàn)役中最重大事件的記述錯誤，而事件的真實情況曾得到數(shù)以百計目擊者的證實。僅就一場戰(zhàn)役而言，我們知道它是如何發(fā)生的嗎？對此，我深表懷疑。我們知道誰是征服者，誰是被征服者，大概僅此而已。德·阿爾古（D Harcourt）先生關于索爾弗利諾戰(zhàn)役（battle of Solferion）的描述很有代表性，適用于很多類似的情況。阿爾古先生目睹了這場戰(zhàn)役的發(fā)生，甚至親身參與其中。他是這樣寫的：“將軍們（在得到了數(shù)以百計的目擊者的匯報之后）提交了他們的官方報告；值班的指揮官略加修正，完成定稿；總參謀長提出反對意見，并在一個全新的基礎上重新撰寫報告。然后，報告被呈交給元帥，元帥說：‘你們大錯特錯’，他又以一個完全不同的版本取而代之。最初那份報告中的內容幾乎不見蹤影。”阿爾古先生說這些是要證明，即使是那些最顯著的、被最細致地觀察過的事件，要呈現(xiàn)出其真相也是不可能的。
以上事實可以證明來自群眾的證詞價值何在。邏輯學著作把眾口一詞的證據(jù)納入最有力的證詞的范疇，斷言這足以證明事實的準確性。然而，群眾心理學告訴我們，在這一點上，邏輯學著作需要重寫。最讓人疑竇叢生的事件，肯定是那些觀察者人數(shù)最多的事件。如果我們說，一件事已經(jīng)得到了數(shù)以千計的人的證實，在通常的情況下，那就等于說，真相和人們普遍接受的版本已經(jīng)相去甚遠了。
以上例證的結論顯而易見：歷史著作應該被視為純想象的產(chǎn)物。它們是對觀察有誤的事實富于幻想的記述，伴有對反思之結果的解釋。寫這樣的書絕對是浪費時間。倘若歷史沒有給我們留下文學、藝術等領域的不朽成果，我們對往昔的真相便一無所知。對于那些在人類歷史上發(fā)揮過重大作用的偉大人物，如赫拉克利特、釋迦牟尼或穆罕默德，關于他們的生平，我們掌握了一句真實的記錄嗎？很可能一句也沒有。況且事實上，他們的真實生平對我們并不重要。我們感興趣的是要了解，流行的傳說如何表現(xiàn)歷史偉人。讓群眾印象深刻的英雄是傳奇式英雄，而從來都不是真實的英雄。
遺憾的是，傳說雖然被書籍明確地記載，本身卻無穩(wěn)定性可言。隨著時光的流逝，特別是由于種族的緣故，群眾的想象力使傳說不斷變化。《舊約全書》里血腥的耶和華與圣特里薩（Saint Thérèse）謳歌的愛的上帝，別若天壤；中國人崇拜的佛祖與印度人所尊奉的佛祖，幾無共同之處。
關于英雄的傳說在群眾的想象力中不斷變化，這一過程無須數(shù)百年。有時，幾年之內就可能發(fā)生這樣的變化。在當代，我們就看到，僅僅在五十年之內，關于一位歷史上偉大的英雄的傳說就幾經(jīng)改變。在波旁王朝期間，拿破侖是田園牧歌般的、自由主義式的慈善家，是普通老百姓的朋友，按照詩歌中的傳唱，鄉(xiāng)下人會永遠記住他。三十年之后，這個和善的英雄人物竟然一變而為嗜血成性的暴君。就是這個人，僅僅為了滿足自己的野心，就篡奪權力，摧毀自由，甚至屠殺了三百萬人民。如今，我們看到，這個神話又在經(jīng)歷新的演化。數(shù)千年之后，當博學之士面對這些矛盾百出的敘述，也許會面面相覷，進而懷疑，歷史上是否真的有這樣一個英雄人物。就好像現(xiàn)在有些人懷疑，是否有釋迦牟尼這個人。也許，他們只能看到一個光彩照人的神話，或者一個由赫拉克利特式的傳奇演變而來的故事。但是，當未來的博學之士面對這些不確定性的時候，他們一定會很容易地自我安慰。原因在于，相比于我們，未來的學者一定掌握了更多的關于群眾心理學和群眾的特點的知識，他們非常明白，除了神話，歷史不可能保留任何記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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