埃里希·瑪麗亞·雷馬克（Erich Maria Remarque，1898 ~ 1970），德裔美籍小說家。出生于德國一個工人家庭，18歲時志愿參加第一次世界大戰(zhàn)，在前線負傷，戰(zhàn)后做過教師、記者、編輯等多種工作。1929年，小說《西線無戰(zhàn)事》出版，引起轟動，迅速被翻譯成二十多種語言，使他成為蜚聲世界的作家。因為他的反戰(zhàn)立場，納粹上臺后，將他與托馬斯·曼等人的作品公開焚毀。1938年，他被剝奪德國國籍，后流亡美國。1947年，他加入美國國籍，次年返回歐洲并定居瑞士。1970年9月25日，雷馬克在瑞士逝世。1991年，雷馬克的家鄉(xiāng)奧斯納布呂克設立埃里希·瑪麗亞·雷馬克和平獎。
雷馬克的著作大多帶有自傳色彩，用詞精練，抒情的書寫中卻透出客觀、冷峻的氣質(zhì)，被比作德國的海明威。他一生共著有十五部小說、三部劇本和兩部文集，其中，《西線無戰(zhàn)事》《凱旋門》《三個伙伴》《愛與死的年代》等多部作品被改編為電影。
譯者：朱雯（1911—1994），江蘇省松江縣（現(xiàn)屬上海市）人，著名翻譯家、作家。1928年，朱雯進入東吳大學文學院學習，讀書期間即開始翻譯丁尼生、高爾基等人的作品，同時也有小說和詩歌發(fā)表，出版了首部短篇小說集《現(xiàn)代作家》和首部長篇小說《旋渦中的人物》。大學畢業(yè)后，朱雯任省立松江中學國文教員，業(yè)余時間仍進行翻譯和創(chuàng)作，還曾與施蟄存合編《中學生文藝月刊》。抗戰(zhàn)爆發(fā)后西行，于廣西桂林高級中學任教。1939年，朱雯初到上海，曾任中學教員和新聞翻譯。1943年，因“抗日罪”被捕，出獄后前往安徽屯溪的上海法學院任教。戰(zhàn)爭結束后，他返回上海定居，在高校任教并翻譯。
朱雯一生譯著頗豐，主要有雷馬克的《西線無戰(zhàn)事》《凱旋門》《里斯本之夜》等多部作品及阿·托爾斯泰的《苦難的歷程》三部曲。他所譯的雷馬克作品雖然是從英文轉(zhuǎn)譯，但譯筆忠實而流暢，感情充沛，影響深遠。
想起來也覺得奇怪，在我家里一張書桌的抽屜里，還藏著一個剛寫了個開頭的劇本《掃羅》，還有一疊詩稿。不知有過多少個夜晚，我曾從事劇本和詩文的寫作。我們差不多人人都做過這種事。可是現(xiàn)在在我看來，那一切已經(jīng)變得那么虛無縹緲，我都不能理解那時的自己了。
自從我們來到這里，早年的生活就被完全割斷了，沒費我們吹灰之力。我們常常試著回顧過去，想找到一種解釋，可是并不怎么成功。對我們這些二十歲的年輕人而言，對克羅普、繆勒、勒爾和我而言，對我們所有被坎托列克稱為“鋼鐵青年”的人而言，偏偏一切都特別模糊。凡是年紀大一點的人，跟他們過去的生活總有著緊密的聯(lián)系，他們都有立足之地，他們都有妻子，有兒女，有職業(yè)，有愛好，這種種聯(lián)系是那樣牢固，便是戰(zhàn)爭也破壞不了。我們這些二十歲的年輕人，卻只有父親和母親，有些人也許還有一個姑娘。那也算不了什么，因為在我們這種年紀，父母的影響是最微弱的，而姑娘們呢，也還不能把我們控制起來。除此以外，也沒有多少別的東西了，有幾分熱情，有一點業(yè)余愛好，還有我們的學校。我們的生活并沒有超出這個范圍。而這些東西，現(xiàn)在卻一點也沒有留下來。
坎托列克會說，我們正好站在生活的門檻上。看來也正是這樣。我們還沒有扎下深根，戰(zhàn)爭就把我們給沖走了。對其他的人，對那些年紀大一點的人來說，這不過是個中斷，往后的事情他們可以想象出來。但我們卻被它抓住了，也不知道將來的結局會是怎樣。我們所知道的，只是眼下我們已經(jīng)以一種奇特而憂傷的方式變成了被荒廢的人。盡管如此，我們并不是常常感到愁悶。
盡管繆勒很想弄到克默里希的那雙長筒皮靴，但他跟別人一樣并不缺少同情心，這種人不敢在痛苦面前想到同情。他不過把事情看得更加透徹罷了。要是這雙靴子對克默里希還有一點用處的話，那么繆勒寧可赤著腳在帶刺鐵絲網(wǎng)上走路，也不會去考慮怎么樣才能夠弄到手。可是按照眼下的情況，那雙長筒靴就克默里希目前的處境來說毫無用處，而繆勒卻可以很好地利用這雙靴子。克默里希就要死了，不管誰能得到那雙靴子，反正都不重要了。那么為什么繆勒就不能得到呢？跟那個護理員比起來，他更應該得到這雙靴子。克默里希一死，那就來不及了。因此，繆勒老早就在注意了。
我們早就失去進行其他考慮的能力了，因為其他的考慮全是假的。只有事實是真的，對我們來說才是重要的。何況，漂亮的長筒靴又很少見呢。
以前可不是這樣的。當初到區(qū)指揮部應征入伍的時候，我們一個班級總共有二十個青年，其中很多人在進營房之前，還生平第一次高興得忘乎所以地一起刮了胡子。對于未來，我們沒有確定的計劃。事業(yè)和工作的想法只是我們?nèi)松硐氲囊环N不切實際的點綴。我們?nèi)匀粷M腦子都是模糊的觀念，把人生乃至戰(zhàn)爭理想化了，甚至給它們增添了一層浪漫的色彩。
我們受了十個星期的軍事訓練，這段時期所進行的培養(yǎng)改造，比在學生時代的十年影響更加深遠。我們懂得了，一顆擦亮的紐扣要比四卷叔本華的著作更為重要。先是驚訝，接著是怨恨，最后是滿不在乎。我們意識到起決定作用的不是思想，而是靴子刷；不是智力，而是制度；不是自由，而是磨煉。我們懷著熱情和渴望成為了士兵，可是他們卻千方百計把這些東西從我們身上打下來。三個星期過后，我們再也不覺得這樣的事情是不可思議的了：一個穿著鑲邊制服的郵遞員，對我們來說要比從前我們的父母、我們的老師、從柏拉圖到歌德的全部文化都有著更大的權威。我們用那年輕的已覺醒了的眼睛，看到我們的老師們所保持的關于祖國的傳統(tǒng)觀念，此刻在這里已經(jīng)化成對個性的抹殺，即使對最卑賤的奴仆也絕不會被要求這樣做：敬禮，立正，分列前進，舉槍致敬，向右轉(zhuǎn)，向左轉(zhuǎn)，鞋跟相碰的聲音，辱罵以及故意想出的千百種折磨。我們之前設想我們的任務也許會有所不同，但沒料到發(fā)現(xiàn)我們接受著英雄主義的訓練，竟同馬戲團里的馬匹完全一樣。可是不久，我們也就習慣了。我們甚至還懂得，這些事情中有一部分是必不可少的，但是其余部分只要做樣子就夠了。在分辨這兩類事情上，士兵倒是有著一種出色的嗅覺。
我們一個班級，三人一群，四人一伙，分散在各個排里，跟弗里西亞的漁夫、農(nóng)民、工人和手工業(yè)者在一起，大家很快就成了朋友。克羅普、繆勒、克默里希和我，編在第九排，排長是希默爾施托斯下士。
他在營房里被看作是折磨人最殘酷的家伙，而他也因此頗為自豪。他身材矮小，肢體結實，兩撇赤褐色小胡子打了蠟，已經(jīng)服了十二年軍役，原來的職業(yè)是郵遞員。他特別不喜歡克羅普、加登、韋斯特許斯和弗里西亞群島，位于北海，分成三群：西弗里西亞群島屬荷蘭，東弗里西亞群島屬德國，北弗里西亞群島分屬德國與丹麥。我，因為他感覺到我們身上有種無聲的反抗。
有一天早晨，我給他整理了十四次床鋪。每次他都能找出些差錯，把疊好的床鋪又抖亂了。我曾花了二十個小時——中間當然也歇過幾回——把他那雙古老的、硬得像石頭一樣的皮靴揉得和黃油一樣軟，連希默爾施托斯自己也挑不出瑕疵來。我又曾奉他的命令，用一柄牙刷去擦干凈下士住的宿舍。克羅普和我還曾奉命拿著一把笤帚和一只鐵簸箕，去清掃營房庭院里的積雪，若不是偶然被一位中尉撞見，把我們打發(fā)走，還申斥了希默爾施托斯一頓，那么我們準會繼續(xù)干下去，直到凍死為止。可惜這件事的后果，只是使希默爾施托斯更加懷恨我們。接連四個星期，每逢星期日都輪到我站崗，還在營房里值了四個星期的班。我得背著全副行軍裝備和步槍，在那又松又濕、新翻耕的田地里練習“預備，跑步走”和“臥倒”的動作，直到我變成一團污泥，筋疲力盡為止。四小時之后，我還得向希默爾施托斯報告，那時身上的衣服已經(jīng)換洗干凈，不過擦破的雙手還在流血。我曾和克羅普、韋斯特許斯、加登一起，沒戴手套在嚴寒之中一口氣“立正”了一刻鐘，光手指搭在那冰冷的步槍鋼管上，而希默爾施托斯還暗中監(jiān)視著我們，看我們的手指是不是有挪動。我曾在凌晨兩點鐘，只穿一件襯衣，要從營房的最高層跑到下面的庭院，一連八次，因為我的抽屜冒出放東西的矮凳邊緣僅僅幾厘米。下士希默爾施托斯挨在我旁邊奔跑，往我的光腳趾上亂踩。在訓練拼刺刀的時候，我經(jīng)常得跟希默爾施托斯對打，我拿的是一件沉重的鐵質(zhì)武器，而他用的是一支輕便的木槍，因此他很容易打著我的胳膊，直到把我打得青一塊紫一塊。有一回，我實在氣瘋了，便不假思索地朝著他沖過去，往他肚子上狠命地撞了一下，把他撞倒了。他到連長那里去訴苦，連長只是對著他發(fā)笑，跟他說應該自己留心才是。他知道希默爾施托斯的為人，看到他當眾出丑，似乎沒有一點不樂意的樣子。我練成了一個雙杠能手，還逐漸成了舉重行家。我們本來一聽到他的聲音就會發(fā)抖的，可是這匹脫韁的驛馬畢竟制服不了我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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