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只教孩子們我們所知道的，
他們就永遠不會比我們做得更好。
——岡特·鮑利
在20世紀80年代，當我讀到萊斯特·布朗（LesterBrown）及其世界觀察研究所團隊出版的書籍時，一種沖動油然而生，那就是要真實地把這些與地球環境問題相關的豐富數據告訴每個人。這些以在華盛頓特區收集到的數據為基礎的負面統計結果及趨勢分析，只顯示出了幾縷微露在地平線上的曙光。于是，我建立了一個專業出版公司，以《世界現狀》（StateoftheWorld）和《維生征象》（VitalSigns）兩種刊物的形式把問題介紹給那些不肯正視事實的歐洲商業界。我是一名當時已經建立了六家公司的企業家，但同時我也是個關心社會的公民。在20世紀90年代初，隨著我兩個兒子卡爾-奧拉夫和勞倫茨-弗雷德里克的出生，就像許多年輕父母一樣，我的腦海里產生了一種愿望：要交給孩子們一個比我們從父母那里接過來時更美好的世界。二十年過去了，我的大兒子已經從高中畢業了，我不得不承認，這項任務艱巨無比。
然而，隨著生命走向成熟，皺紋顯示出我們憂心忡忡，我們無法只是做個關心社會的公民，為將來擔憂，對每個錯誤抱歉。相反，我們必須重新振作，尋找新的路基，讓下一代超越我們的成就。也許，我們能給孩子們的最大自由，就是允許他們以不同的方式思考，以及更重要的，以不同的方式做亊。因此，反思一下我們能給后代留下什么作為積極思考的架構和具體行動的平臺，是很有幫助的。這也許是一個最大的挑戰。壞消息不僅僅是地球健康的問題。幾十年來，我們第一次意識到，整個經濟體系也正在瓦解。
羅馬俱樂部是由一群關注未來的政策制定者、學者、商界領袖和國際公務員組成的非正式組織。作為一名早期成員，我太了解警鐘的重要性了。羅馬俱樂部的報告《增長的極限》（LimitstoGrowth）清楚地描繪了人口爆炸、環境退化、不加約束的工業增長和道德標準坍塌的惡性循環。作為世界觀察研究所的《世界現狀》期刊多個歐洲語言版的出版者，又是羅馬俱樂部三十多年來的活躍成員，我從來不把負面的結論和對積極行動的需要分開。
一開始我與Ecover公司合作，這是一家總部設在歐洲的生物可降解清潔用品制造商。然而，當所有大型制造商都決定用我們的生物可降解材料——從植物油里提煉的脂肪酸——作為石油合成的表面活性劑的工業標準替代品時，對這種替代品的需求量大幅增加。這刺激了許多農民，尤其是在印度尼西亞，把大片的雨林改為棕櫚樹種植園。在毀掉雨林的同時，猩猩也失去了棲息之地。我懊惱地認識到：生物可降解性和可再生性不等于可持續性。
1991年我在韓國首爾發表了第一篇關于這個主題的文章，力主工業界應仿效生態系統的效率。生態系統的智慧不僅在于，它提供了諸如淡水和清潔空氣、補充表層土壤、調控微生物平衡以及促進自然界不斷進化之類的服務，并且尋找更好的解決方案，追求更高的效率。生態系統也可以激發我們去尋找改變高度浪費的生產和消費模式的靈感。文章指出，只有當我們的系統消滅了廢棄物的概念，并開始像大自然一樣將養分和能源串聯利用時，可持續性才是可能實現的。
與Ecover公司的合作失望而終后，由日本政府支持設立的聯合國大學的校長埃托爾·古爾古利諾·德索薩博士給了我另一個挑戰：建立一個經濟體系的模型，該體系不產生廢物，沒有任何排放，但能創造就業機會，為社會資本作出貢獻、并且不需要太髙成本。我在《京都議定書》通過的三年前接受了這項挑戰。這樣，我就有機會在學術的象牙塔里，想象如何去仿效自然生態系統（其中一個物種的廢物就是另一個物種的食物）的那些既有成效又不斷進化的互動。經過三年的研究，與聯合國開發計劃署合作，零排放研究創新基金會（ZeroEmissionsResearchandInitiave，ZERI）在瑞士成立，其唯一的目的就是實施一些開創性案例，以證明這種生產和消費模式在科學上可行、在經濟上有利可圖。在2000年世博會后，該組織轉變成了一個網絡，由那些致力于使其實現的基金會、成員組織乃至企業構成。
在慶祝領導全球開拓性活動二十周年時，我們更加努力地探尋一個激發企業家把從普遍上說是人道主義，具體說來是生產和消費置于一條既實際可行又具備可持續性的道路之上的經濟模式。在開始這一探尋時，我曾有幸與弗里特喬夫·卡普拉（FritjofCapra）一起編輯《指引企業走向可持續性》（SteeringBusinessestowardsSustainability）一書，這項工作激發了一大堆想法。我意識到，我對下一代商業機遇的尋找是建立在這樣一個基礎之上的：即我確信假如我能夠描繪我所憧憬的模式，也許就能激發別人成為企業家。我反復琢磨，哪些創新可以捆綁在一起，在社會上發揮像生態系統一樣的效用，將不同的參與者的發明集合起來，更有效地利用迄今為止尚未有例外的物理學定律所描述的現有的、可持續的資源。
這本書出版后的5年時間里，我見過世界各地的許多投資人和企業家。我還組織了幾十次與金融分析師、商業記者和企業戰略學者的會議。我們見證了許多極佳的創意的萌發。這幫助我們理清了思路。一個團隊對此前所有成功和失敗的案例進行了完整的重新評估，并依據我們所羅列的創新名錄，分析了當前的經濟模型的消亡過程。我們看到了可能出現新的增長——甚至是兩位數增長，這種增長模式似乎改變了追求短期成果和紅利的思路，而轉向讓這個受到資源限制的世界有能力以現有的一切來滿足人類的基本需求。
我看到一個淸晰的模式正在出現，它會給全世界的企業家們提供一扇獨一無二的機會之窗，通過降低成本和削減規模經濟來改變主流的商業模式。它與那些受到專利保護的克隆和基因操縱無關，那些東西看上去更接近于生物剽竊而非創新。它所涉及的是包容性增長的普遍邏輯和敏感性。本書超越了這些創新，從生態系統的能力中汲取靈感，生態系統有能力利用容易獲得的現有資源來向更高的效率進化，串聯利用養分和能量，不留下任何廢物，讓所有貢獻者各盡所能，并滿足各方的基本需求。
這些對新商業邏輯的洞見凝聚成了本書的基礎，讓我得以構建起“藍色經濟”的框架，并認識到當前的經濟動蕩，或許似禍實福。我們或許能叫停不切實際的消費主義，它已經使經濟陷入無法償還的困境。鼓勵拉動消費以解決危機是一種老套的盲目邏輯，不只哄騙我們，還會讓我們的后代跟著深陷永無償還之力的債務泥潭。同樣很清楚，隨著年輕人的失業率越來越高，那種傳統的呼吁節儉以緩解資產負債表破產的做法不會有什么用處。這種下意識的做法把全世界的流動性都汲取到了精英階層，他們想用錢來生錢，而拒絕對其他任何人提供貸款。這樣的行為正是經濟模式破產的根源，這種經濟模式是一種“紅色經濟”模式，它向大自然、人民、所有平民百姓借錢，而毫不顧及還款除了被推遲到未來之外別無他法。永不知足的規模經濟無休止地尋求降低單位生產的邊際成本，對一切不想要的后果都不屑一顧。2008年金融危機的產生，就是由于銀行家和企業決策者一窩蜂地并購債務，利用錯綜復雜的資產杠桿，并積累了大量這類債務，以至于增長反成了弄巧成拙。這是一個“紅色”（負債）經濟失敗的典型故事。
相比之下，“綠色經濟”模式要求公司投入更多、消費者支付更多，然而獲得的東西不變甚至更少，同時還要保護環境。這在經濟增長的全盛時期已經是個挑戰，在經濟不景氣時期，就更難做到。盡管有著很大的期望，付出了很多努力，綠色經濟尚未沒有取得渴望獲得的結果。這令人驚訝嗎？有多少人會欣賞綠色經濟，其中所有一切對你和環境都很好但卻很昂貴？還是你會同意這樣一種經濟，它對你不好，損害環境，但是很便宜？是誰發明市場經濟這種不恰當的名稱？
如果我們變換一下視角，我們會看到“藍色經濟”關注可持續性問題，而不僅僅是保護。“藍色經濟”要求再生。我們可以說，“藍色經濟”就是為了保證生態系統能夠維持其演化路徑，以便從大自然無盡的創造性、適應性和充裕性中獲益。
只有擁有年輕心態的人能夠把握這些創業機遇，去仿效生態系統，將能量和資源串聯起來以實現增值和產生多重交換利益，并把這些利益轉換成收入和就業。當我們落實“藍色經濟”的理念時，千百萬參與者的決定將會取代少數的市場締造者、壟斷企業或政府控制，最終會出現一個強大的新社會經濟結構。公民的參與和投入將改變游戲規則，并導致真正的轉變。在石油和糧食供應的峰值仍未確定的這樣一個歷史時刻，我們必然可以在觀察生態系統如何運用創造性和進化能力以克服生存挑戰是，從生態系統中汲取現實可行的理念和靈感。本書的目的，是為了幫助設計一個新的經濟模式，這個新模式不僅能夠滿足各方的需求，還能把人為造成的“稀缺”變為充足，甚至是豐裕。
如果說現代的垃圾填埋場和焚燒爐所代表的物質資源浪費令人遺憾的話，對人力資源的浪費就是不可接受的了。當青年失業率在西班牙和希臘等工業化國家保持在50%左右，在戰亂中的巴勒斯坦等地甚至超過90%時，很容易想象，如果全球的領導者們認為下一代是沒用的——甚至更糟糕，如果年輕人和弱勢群體也認為自己是沒用的，這對全球社會會意味著什么。這是一個信號，它意味著系統處于嚴重的衰退，社會處在極端的危機中，呈現的將是不斷上升的暴力、犯罪、恐怖主義、毒品泛濫、非法移民、抵制教育，某些面臨危險或無人照料的族群或社區將面臨悲慘的境地。
阿卜杜勒·薩拉姆·馬賈利（AbdelSalamal-Majali）擔任過約旦大學校長以及首相，現在是伊斯蘭世界科學院院長。他曾對我說：“主動說明——但不要強行干預�！比绻覀兊哪康氖菫樗腥藙撛旄用篮玫氖澜纾皇亲屔贁等说你y行賬戶變得更滿，如果我們準備好計算得失，那么基于嚴謹的科學和有詳細說明的案例所進行的審慎思考，會幫助我們設想并實現這個目標。一個為企業家提供的強有力的平臺，能幫助他們仿效生態系統，成功地消除廢物、實現全體就業和發展生產力。全世界范圍內許多這樣的小創意，就能為鼓勵我們轉向宏觀經濟系統的新創業機遇奠定基礎。我們選擇的方式是讓各地的人們都有接觸大自然所提供的開放性資源的機遇，而不是花時間等待政策制定者達成協議。
令人吃驚的是，現代社會幾乎不按照自然邏輯運轉。要讓房子降溫，空調專家一定要把室外空氣升溫？為了讓水變干凈，必須倒入化學品殺死所有的生物？溫室大棚是用來溫暖空氣的，而不是植物的根部？污染環境的電池，我們竟然支付每度電高于100美元的費用？我們喝完一杯咖啡，卻只利用了0.2%的生物質，而其他的都被浪費了，任其腐爛，產生沼氣，讓土里的蚯蚓緊張不安——它和我們一樣受到了“咖啡因”這種神經毒素的折磨。我們在隨手丟棄一次性刺須刀片的同時，就等于把10萬噸在高溫下采集處理后得到的鈦扔進了填埋場。我們砍下數百萬棵樹以滿足我們印刷和書寫的需要，然后我們又讓它們再生，使用的水比我們沖馬桶所用的還多。人類過度使用能源，不理性地排放溫室氣體，造成了對環境的巨大破壞。于是毫不足奇，現在我們面臨著氣候災難和海洋酸化，以及表層土的消耗無法彌補。實際上，對于我們做了什么，以及我們怎么去做的，唯一的借口就是對無心的后果一無所知�，F在，我們既然知道了，就不僅要清楚什么需要改變，更要有能力促使這些改變發生。
奇多·戈沃拉（ChidoGovera）七歲喪母，她也不知道自己的父親是誰。很快，她就從一個小女孩成了尋找食物養活祖母和弟弟的一家之主，這盡管是個真實的悲劇，卻司空見慣。世界上，有成百萬的人，大多是婦女和兒童，必須忍受各種虐待才能獲得食物、水和棲身之所。像一些很快學會每天僅靠一碗花生生存的人一樣，奇多也很快學會了利用生態系統的再生能力，以及不顧一切堅持到底的創新精神。在非洲，這些自然系統已經因為殖民者不負責任的耕種而受到了破壞。這些殖民者帶來了在四季分明的溫帶氣候使用的傳統技術，不僅使土地失去了自然植被，而且使肥沃的表土層嚴重流失。奇多并沒有評價過去的錯誤，她抓住了機會，重新定義咖啡作物廢棄物的潛力，從而為她自己和津巴布韋的孤兒伙伴們提供糧食和生計保障。有了這些食物和生活保障，年輕女孩和自然系統所遭受的虐待就都可以消除了。奇多的愿景就是，在她的有生之年實現這一點。
請問，你在有生之年是否也想做得更多？你是否介意等讀完這本書再來回答呢？
岡特·鮑利（Gunter Pauli），世界知名的經濟學家、生態活動家，“藍色經濟”模式創始人，世界著名智庫羅馬俱樂部成員。1956年生于比利時，畢業于世界知名的歐洲工商管理學院，是一名成功的創業家，前后共成立過十家公司，1983年，在國際青年商會發起的首屆“世界十大杰出青年”評選中，27歲的岡特·鮑利成為較年輕的獲獎者。1994年，他又入選世界經濟論壇未來國際領袖之一。岡特·鮑利是世界觀察研究所旗艦出版物《世界狀況報告》歐洲版的出版人，其活動遍及商業、文化、科學、政治和環保各領域。他提出了創新的“藍色經濟”模式，推廣以無廢棄、零污染、低成本的方式來解決環境問題，并在歐洲建立了頭一家生態工廠。1994年，岡特·鮑利創立了“零排放研究創新基金會”（ZER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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