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書的寫作開始于我前往西班牙生活的1969年。那個時候，人們對當時的西班牙政治的興趣遠小于他們對第二共和國和內戰時期的政治的興趣。當時我寫這本書的目的是為我的歷史學博士論文進行研究工作。盡管我一開始并沒有打算讓這次研究之旅超過一年，但最后卻在西班牙逗留了三年多。我痛恨佛朗哥政權，但我沉浸在故紙堆和報紙圖書館里，這讓我感到，我似乎更像是生活在20世紀30年代，而不是生活在當代。然而，實際上，我終究每日都生活在獨裁統治下；由于我的工作資源受到的限制，我很難長期漠視這一事實。我在工作中曾經搜尋過20世紀30年代的資料，并與經歷過這一歷史時期的幸存者見面，我逐漸接觸了曾經的社會黨人與無政府主義者，也接觸了反對當時政權的較為年輕的天主教徒、共產主義者和社會黨人；這讓我不可避免地對每日每時發生在周圍的政治斗爭產生了濃郁的興趣。
通過多種方式，我深刻地意識到了周圍的現實狀況。我在大學認識的學生中有許多是左翼反政府陣營的積極分子。大學里經常發生警察突襲事件。有一天，我從一家檔案館回寓所。途中我走出地鐵，不料在剛剛進入的街道上恰恰發生了警察與恐怖組織“反法西斯革命愛國陣線”（FRAP）之間的激烈槍戰。1973年5月，一位秘密警察在一次五一游行中被人刺死，我很快就了解到隨之而來的鎮壓的規模。那些和我在同一家檔案館進行研究工作的學生消失了幾天，后來我發現他們被逮捕了，還遭到了毆打與審問。
盡管我對時局的興趣有所增加，但就自己的論文寫作而言，首要關注點仍然是第二共和國。我開始搜集報紙、雜志和書籍，著眼于有朝一日可以書寫反佛朗哥抵抗運動的歷史。這是一個龐大的計劃，這一計劃我至今尚未完成。回到英國后，我在雷丁大學（University of Reading）組織了有關西班牙時局的定期研討會，時常有來自西班牙和法國的人士前來參加。我曾不止一次前往巴黎尋找研究資料，并與流亡在那里的共和人士面談，這使我與許多西班牙人有了聯系，其中最為重要的是與魯埃多·伊韋里科旗下的出版社、書店和檔案館之間的聯系，這些機構是在已故何塞·馬丁內斯·格里卡貝西亞的啟示下建立的，并由他本人親自管理。格里卡貝西亞很固執，但卻是一個卓越的人物，他在令西班牙的自由主義傳統保持活力方面作出了巨大的貢獻，這一貢獻至今尚未得到人們的完全認識。由于研討會的工作，才有了后來出版的書——《危機中的西班牙：佛朗哥政權的演化和衰落》（Spain in Crisis: Evolution and Decline of the Franco Regime）。該書更多反映出，我們工作的關注點是受到佛朗哥政權迫害的人們以及該政權的反對者，而不是這一政權本身的內部瓦解。到了該書出版的時候，我已經來到了倫敦，并在那里與20世紀70年代中期龐大的反佛朗哥陣線——民主執政團（Junta Democrática）、民主協調會（Coordinación Democrática）和 民主聯盟平臺（Plataforma de Convergencia Democrática）——發展了密切的聯系，這進一步增加了我對西班牙民主抵抗勢力的興趣。
由于我經常造訪西班牙，就不可避免地以極大的熱情密切關注著佛朗哥死后那段時期的政局發展，并以極大的滿足注視著民主政權的鞏固。通過在西班牙的生活以及對20世紀30年代歷史的研究工作，我逐步認識到了某些內戰時期和隨后的獨裁統治時期人們遭受的苦難的規模。而且，我在西班牙的時候，人們一直非常友善熱情地對待我。于是，當人們在西班牙重建民主事業的時候，我也感到由衷的高興。而且，回顧過去，脆弱的民主新政權幾乎每天都會遭遇它的雙生死敵的考驗：軍事政變（golpismo）和恐怖主義。這讓我開始對于自己究竟對這一過程有多少了解感到惶惑。與許多評論員一樣，我曾經相信，以舊政權中的進步力量和傳統的民主反對派勢力的共識為基礎形成的過渡過程，差不多可以像人們在心目中合情合理地希望的那樣穩定。西班牙的民主能夠在“埃塔”（ETA）每天制造的流血事件和經常發生的軍事政變企圖下存活，這在某種意義上就證實了以上信念。然而，盡管還有許多更為緊迫的工作要做，我還是開始動手填補我自己知識中的一些缺口。
在這一過程中，在我已經知道的有關民主反對派的知識以外，我還學到了有關埃塔和軍隊的許多知識。我在《危機中的西班牙》這部書中往往低估某些方面，但是，當我著手學習這些被低估的方面時，我也發現自己對于幕后談判和陰謀伎倆這一扣人心弦的領域十分著迷。這是佛朗哥時代西班牙政治最值得注意的遺產之一。這是佛朗哥政權中的溫和分子與反對派勢力進行討價還價的核心內容，他們通過這種手段與對方達成妥協，通過建立新的政治工具如“中央民主聯盟”（UCD）和“人民聯盟”（Allianza Popular）為自己的未來做準備，并在1976至1982年間的西班牙政治中占據了主導地位。因此，本書的中心主題經常在煙霧繚繞的房間里展開，而本書的兩個主要的次級情節出現在醞釀政變的軍營中，以及在埃塔展開其死亡游戲的街道上。本書對廣大群眾、工人階級、社會變革進行的描述相對較少，這也是我在開始本書的寫作時始料未及的。盡管如此，對于西班牙歷史上的一個令人震驚的時期——從佛朗哥于1969年第一次感覺到死亡的威脅起，到西班牙工人社會黨（PSOE）于1982年掌權而令佛朗哥最為恐懼的噩夢成真的這一段時間內，我覺得我還是在某種程度上抓住了其間西班牙政治的精髓。
本書逐步誕生的這些年與本書論述的歷史年代相毗鄰，其間我因與書中涉及的許多主要人物的交談而獲益匪淺。我愿在此向費利佩·岡薩雷斯、 阿方索·格拉、哈維爾·索拉納、 埃萊娜·弗洛雷斯、格雷戈里奧·佩塞斯·巴爾瓦、納西斯·塞拉、卡洛斯·薩亞斯、安德烈斯·加西亞·德拉里瓦、安東尼奧·馬西普、阿爾瓦羅·奎斯塔、費爾南多·莫蘭、恩里克·鐵爾諾·加爾萬與勞爾·莫羅多表示衷心感謝，他們總是愿意與我討論有關西班牙工人社會黨、人民社會黨和民主協調會的問題；我愿在此向尼古拉斯·薩托里烏斯、馬塞利諾·卡馬喬、圣地亞哥·卡里略、伊格納西奧·加列戈、拉斐爾·卡爾沃·塞雷爾、何塞·比達爾·貝奈托與曼努埃爾·阿斯卡拉特表示衷心感謝，他們曾幫助我了解了西班牙共產黨（PCE）、工人委員會和民主會議；我愿在此向費利克斯·帕斯托爾·里德魯埃霍、拉斐爾·塞雷索與曼努埃爾·弗拉加表示衷心感謝，他們曾與我談論過有關人民聯盟的問題；向胡安·安東尼奧·加西亞·迭斯、哈維爾·魯佩雷斯與魯道夫·馬丁·比利亞表示感謝，他們曾向我提供了有關中央民主聯盟及其組成部分的寶貴觀點；并向曼努埃爾·普列托將軍表示衷心感謝，他曾幫助我理解了一些有關軍方心態的問題。我也因為與何塞·薩恩斯·德圣瑪麗亞將軍和安德烈斯·卡西內洛將軍的簡短談話而獲益良多。
誠然，上面這些關系對于本書的寫作彌足珍貴，但對于我來說，更為寶貴的是那些這么多年來與我討論西班牙政治的朋友們。回顧本書醞釀中的十年悠悠歲月，我曾因從朋友們那里感受到的無限友情而震驚不已。我將特別愿意為以下朋友給我的慷慨好客，為他們的洞察力和勇氣而奉上我的深摯謝忱：赫羅尼莫·貢薩洛·魯維奧、華金·羅梅羅·毛拉、安赫爾·比尼亞斯、曼努埃爾·阿羅約·斯蒂芬斯、米格爾·安赫爾·阿吉拉爾、胡夫·巴斯塔曼特、塞亞拉·埃爾伍德、霍安·馬里亞和蘇珊娜·埃斯特萬、謝斯·范本梅蘭、佩佩·科利·科明、愛德華多·塞維利亞·古斯曼與伊西德羅·洛佩斯·德拉涅塔。在這些年里，我通過閱讀胡安·托馬斯·德薩拉斯的作品和與他交談而得到了大量的知識。我特別愿意在此感謝他十分友善地邀請我參加1984 年10月由第16集團（Grupo 16）組織的 “政治暴力與恐怖主義研討大會”（Jornadas sobre Violencia Política y terrorisme），這是一次讓我得以與馬里奧·奧納因迪亞和謝基·貝內加斯會見并交談的寶貴機會，我也由此開始對巴斯克（Basque）問題1 有了更深刻的了解。我無比感謝何塞·巴雷拉·奧爾特加，他給了我參加一次極好的研討會的機會，這次研討會由奧爾特加－加塞特基金會（the Fundación Ortega y Gasset）于1984年5月在托萊多主持召開，討論主題為西班牙的民主轉型，阿道弗·蘇亞雷斯與這一時期的其他著名人物與會并發表了極為坦率的講話。
以下這些朋友對我的幫助最為巨大，因為他們不但與我討論了本書的有關議題，而且閱讀了我的手稿并發表了評論，他們是：埃利亞斯·迪亞斯、保羅·海伍德、弗朗西斯·蘭農、諾曼·庫珀、尼古拉斯·貝爾蒙特與何塞·華金·普伊赫·德拉貝拉卡薩，他們的建議讓我獲益極大。如果本書的現有內容仍然在陳述事實或解釋問題方面存在著錯誤，這將是我的責任而不是這些朋友的責任。我十分榮幸地能夠在此再次感謝梅休因出版社的編輯南希·馬滕，感謝她的耐心以及在解決問題時具有的冷靜的智慧和高效率。許多作者會因此嫉妒我的運氣。我也希望能夠在此向我的同事，弗雷達·哈考特博士和丹尼斯·史密斯教授致以謝忱。在當前學術界經費日益吃緊的情況下，哈考特博士與我團結一致，緊密合作，讓我能夠擠出一些時間撰寫本書；而史密斯教授則在我們的長期合作中向我提出了一些關鍵性的建議和鼓勵。最為重要的是，我要感謝我的妻子加布麗埃勒，在我把心思放在另一個國家中發生的政治權謀、軍事陰謀和恐怖主義密謀時，她容忍了我的心不在焉。
作者：〔英〕保羅·普雷斯頓（Paul Preston），
英國二等勛爵（CBE），歷史學家，國際西班牙歷史研究的領軍人物。倫敦經濟學院（LSE）西班牙研究首席教授。他研究西班牙歷史長達三十多年，著述豐厚。因其卓越的學術研究，獲得很多榮譽，包括大英帝國勛章，伊莎貝拉女王勛章，塞繆爾·約翰遜獎（享有盛譽的非虛構類寫作獎）等。主要著作：《西班牙大屠殺》《西班牙內戰》《佛朗哥傳》《民主國王胡安·卡洛斯傳》等。
譯者：李永學，
啟蒙編譯所簽約譯者，利物浦大學博士，科學家、翻譯家。已出版譯著《旅程：布萊爾回憶錄》《無言的宇宙》《大霧霾：中世紀以來的倫敦空氣污染史》等。
2 月4 日，馬德里發生了一次激烈的槍戰，隨后，埃塔的活動分子何塞瓦·伊納基·阿雷吉·伊薩吉雷被捕，于2 月13 日死亡。他的死亡對政府更加不利，因為在瑞安謀殺案后，輿論已經在反對埃塔了，但他的死使得情況逆轉。往最好說，他的死亡反映了獄卒的愚蠢；往最壞說，這是在輿論已經轉而反對埃塔時有意挑釁。阿雷吉遭到毆打，而且很明顯，他的死亡是警察折磨的結果。當局宣稱，阿雷吉患有嚴重的支氣管性肺炎，這是因為他在隆冬季節步行穿過比利牛斯山脈。巴斯克地區出現了針對警察的反西班牙示威；與上周的反埃塔示威相比，這些示威雖然規模較小，但激烈程度卻遠遠勝出。11名警察被送交偵訊法官處理，其中至少有一名承認自己是極右派。保安部隊內部出現了辭職浪潮，辭職者包括警察總長何塞·曼努埃爾·布蘭科和情報總長曼努埃爾·巴列斯特羅斯·加西亞。兩人都認為，自己下屬操作的審訊是正面的，因為這些審訊讓人們發現阿雷吉所在的“突擊隊”依舊隱身于馬德里，而且這些人正準備襲擊軍方的重要人物，并且綁架一位著名銀行家。阿雷吉之死對極右派正在醞釀的計劃來說是一個再方便不過的借口，可以既不至于令人懷疑這是維持巴斯克地區緊張局勢的有意嘗試，又讓政府看上去喪失了對事件的掌控。
因此，當卡爾沃?索特洛終于在1981年2月21日來到議會發表講話的時候，空氣中充斥著軍事政變即將發生的謠言。阿雷吉之死粉碎了向新首相順利移交權力的一切希望。何塞?佩德羅?佩雷斯?略爾卡一直在與許多小集團談判，保證它們在受職表決上支持首相。他確保了融合聯盟的加泰羅尼亞人、較小宗教集團中的阿拉貢人和納瓦拉人，甚至民主聯盟的一個派別，包括阿方索?奧索里奧和何塞?馬里亞?德阿雷爾薩的支持承諾。阿雷吉的死訊傳出時，他即將與巴斯克民族主義黨達成類似的協議。這樣的狀況下，巴斯克人覺得自己沒法投票支持政府。因此，卡爾沃?索特洛面對的是負重爬坡式的斗爭。他宣布從獨裁向民主的過渡已經完成，并提出一項政府節約計劃。盡管他得到了169票贊同、158票反對、17票棄權的簡單多數，但卻未取得確認當選首相所必需的176票的整體多數。按照圣地亞哥?卡里略的評論，卡爾沃?索特洛的政府甫一出世便死了。
當然，授職儀式表決的失利暗示著政府致命的脆弱。這一點從卡爾沃?索特洛在努力組成新內閣的同時出現幕后斗爭可以清楚地看出。基督教民主黨人“批評者”與其他中央民主聯盟派別分裂造成了主要的困難。弗朗西斯科?費爾南德斯?奧多涅斯清楚地表明，社會民主黨人是否會在新內閣中合作，取決于內閣是否承諾推進離婚改革，但這只會激怒基督教民主黨。而且，正當中央民主聯盟開始崩潰的時刻，同時出現了人民聯盟實質性復蘇的跡象。民意測驗表明，人民聯盟可能會將自己的選票加倍，而多出來的選票來自原先支持中央民主聯盟的選民。中央民主聯盟領導層的危機引起了恐慌，隨之出現了脫黨浪潮，曼努埃爾?弗拉加利用了這個現象，同時看到了人民聯盟的政治立場向中間派移動的需要。在2月13日至15日馬德里舉行的人民聯盟第四次全國代表大會上，死硬的佛朗哥主義者被排擠，較為自由化的人士如馬德里律師費利克斯?帕斯托爾?里德魯埃霍與作家卡門?略爾卡則異軍突起，大放光彩。
2月21日表決失利后，準首相先生不得不等待兩天后的第二輪授職儀式投票，這次他只需簡單多數即可就任。投票于2月23日開始，下午6時20分，一隊國民警衛隊隊員在特赫羅上校的帶領下乘坐其妻特意購置的私人大巴來到議會。他們闖入會議室，逮捕了全部議會政治家作為人質。古鐵雷斯?梅利亞多將軍表現出大無畏的勇氣，命令他們離開，但遭到野蠻的推搡；同時表現出非凡勇氣的，還有前來協助梅利亞多將軍的阿道弗?蘇亞雷斯。費利佩?岡薩雷斯、阿方索?格拉、圣地亞哥?卡里略、古鐵雷斯?梅利亞多、蘇亞雷斯和奧古斯丁?羅德里格斯?薩哈岡被分別鎖入不同的房里作為重要人質。特赫羅向巴倫西亞軍區的司令長官海梅?米蘭斯?德爾博施的總部掛電話，信息簡短但一聽就知道其罪行：“我是帕維亞。一切正常。目標達到。萬籟俱寂。”暗語名字“帕維亞”是指19世紀的一位將軍，他以炮隊威脅議會，終結了第一共和國的歷史。然后特赫羅轉向會議室，宣布片刻之后將有軍方要員來接過控制權。
特赫羅來到議會后幾分鐘，米蘭斯?德爾博施在巴倫西亞地區宣布進入緊急狀態。每隔15分鐘，當地的廣播電臺就會播出一次米蘭斯的公告（bando），公告的開場白如下：“鑒于首都的局勢以及隨之而來的權力真空，我有義務確保我領導下的軍區秩序，直到我接到國王陛下的指示為止。”這一未經授權盜用國王名頭的做法冒犯了胡安?卡洛斯。公告命令將一切政府公務員置于軍管之下，并在9點以后實行宵禁，同時禁止一切政治活動。坦克開到重要的政府建筑物周圍。工會與政黨的辦公室內，人們瘋狂銷毀成員檔案和一切可能幫助極右派進行清洗的文件。來自巴斯克地區的汽車潮水般地越過邊境，涌入法國避難。然而在阿斯圖里亞斯，當地西班牙工人社會黨與工人總聯盟發了一通譴責政變的聲明，煤礦工人工會SOMAUGT宣布總罷工。
西班牙各地出現了神秘的部隊調動，而在馬德里，街道上空無一人，來自布魯內特的裝甲師一彪人馬于下午7 時48 分占領了位于普拉多- 德爾雷伊的電臺與電視臺廣播室。他們堅持只準電臺播放軍隊進行曲。下午9 時20 分，他們接到了撤退的命令，旋即撤離現場。據后來披露，這些命令來自阿方索?阿馬達?科明將軍。作為總參謀部的二號首長，他表面上要讓特赫羅釋放議會代表，但實際上在整個“特赫羅政變事件”（Tejerazo）中，阿馬達玩了一個危險又模棱兩可的游戲。貴族阿馬達侯爵狡猾地利用了盲目狂熱的特赫羅，實際上尋求的就是這樣一個時刻，得以實施其成立“戴高樂式”救國政府辦法。為了結束議會的危險局面，他擺出與發動政變毫無關系的姿態，提出帶頭做出“愛國主義的自我犧牲”，就此組建一個政府。按照推測，到了那時，不具備他這樣聰明的貴族頭腦的特赫羅就會被犧牲。
最后政變還是失敗了，因為國王和他親密同伙的果斷行動暴露了陰謀者猶豫不決和準備不充分。在1980 年內，一直處于即發狀態的陰謀最后匆忙發動。米蘭斯與裝甲師的校級軍官計劃了一場土耳其式或智利式的政變，其后將嚴酷清洗左派，和埃塔進行“骯臟戰爭”，回歸僵硬的中央集權主義體制。他們希望計劃能得到國王支持，所以他們與假裝自己是王室代言人的阿馬達搭上了關系。阿馬達存有對較為溫和的“戴高樂行動”的夢想，又把自己裝扮成挽狂瀾于既倒的英雄人物，因此他希望能夠利用校級軍官的威脅來訛詐政治家階層，讓他們支持他的“戴高樂行動”。但這兩套計劃都因為蘇亞雷斯過早辭職而出了問題。最后的決定是提前發動政變，并讓輕浮易爆的特赫羅充任斬關奪門的前部先鋒。
阿馬達之所以有這樣的所作所為，根源是他的思想是傲慢與家長主義作風的復合體，這使他相信自己能夠看穿胡安?卡洛斯未曾明言的希望，并能在自己的軍官袍澤面前裝扮成國王的發言人。他已經與西班牙工人社會黨、西班牙共產黨和民主聯盟的政治家有所接觸，提出了在他領導下成立強大的救國聯合政府這個想法。直到1977年7月因被傳干預政治而解職之前，阿馬達都是胡安?卡洛斯多年來的導師，而且是王室秘書。 擔任了多種不同的職務后，他于1981 年2 月12 日被調回馬德里擔任總參謀部第一副總長，盡管魯道夫?蘇亞雷斯奉勸軍方不要給他這個職務。他時常吹噓自己與國王的密切關系，這層關系也讓米蘭斯和其他一些位高權重的軍官相信，在組織政變和成立以他為首相的內閣這兩件事情上，他得到了王室的授權。他與米蘭斯的友誼可以一直追溯到兩人在俄國的“藍衫軍團”中度過的歲月。他也是托雷斯?羅哈斯將軍的密友。
1 月10 日與米蘭斯共進午餐時，阿馬達強調，國王擔心政治形勢繼續惡化，并著急撤換蘇亞雷斯。米蘭斯從談話中得到的錯誤暗示是，阿馬達實際是國王的密使。此后，阿馬達一直通過米蘭斯的一位副官迭戈?伊瓦涅斯?因格萊斯上校得到有關陰謀進展的情報。米蘭斯、托雷斯?羅哈斯和特赫羅以及平民極右派胡安?加西亞?卡利斯于1月18日在馬德里會面。事實上，特赫羅、米蘭斯和阿馬達這三位政變的主要人物抱有不同的野心，結果這成了他們的重大缺陷。盡管如此，很清楚，在整個行動中，米蘭斯和特赫羅都確信他們的所作所為得到了國王的批準。這種篤定的想法只可能來自阿馬達，因為他似乎希望特赫羅—米蘭斯?德爾博施釀造的既成事實，會讓胡安?卡洛斯不得不默許成立各黨派救國聯合政府的計劃。他玩的是雙重游戲，這可以從他每次謹小慎微地只會見一個陰謀者推導得出。由于沒有現場證人，他總能聲稱自己與政變陰謀毫無牽連，之后裝出一種不感興趣的態度，呈上自己的“解決辦法”。
至于阿馬達與他希望參加聯合政府的政治家說了些什么，尚無法肯定。人們知道他與阿方索?奧索里奧相處甚好。他已經通過穆希卡與西班牙工人社會黨有所接觸，似乎正以一般性的問題試探他們的態度，而這些問題不至于令他們對他的計劃有所警覺。如果有什么事出了差錯，阿馬達一定不會承認自己參與其中。與此同時，他正在動用自己在政界的關系，來讓那些陰謀家同伙確信，他就是救國政府首腦的最恰當人選。這似乎是從2月16日在他家舉行的一次聚餐會上，能夠得出的最貌似可信的結論。應邀出席聚餐會的客人包括加泰羅尼亞軍區的司令長官安東尼奧?帕斯夸爾?加爾梅斯將軍、總參謀長何塞?加韋拉斯?蒙特羅將軍、王室家庭總管蒙德哈爾侯爵、尼古拉斯?科托內爾-科托內爾和加泰羅尼亞共產黨議員霍爾迪?索萊-圖拉。召開這次聚餐會是為王室即將訪問巴塞羅那作準備。建軍節那天，國王將主持閱兵，這是在馬德里之外舉行的第一次閱兵。這顯然是所有客人都關心的話題，也幾乎肯定是舉辦這次聚餐會的目的。但在阿馬達的陰謀同伙眼里，這樣的聚會只可能意味著他從國王和軍隊最高指揮首腦，以及政治家那里得到了對他的計劃的支持。無論這些陰謀者對他擬議中的內閣有何想法，這類聚會都讓他們在2月23日那天滿懷信心地認為，阿馬達已經為政變戴上了正統性的光環。當然，特赫羅會認為他的內閣過于自由化。
粉碎這次政變是由國王本人、王室秘書薩比諾·費爾南德斯·坎波斯將軍和新任安全總長弗朗西斯科·萊納·加西亞組成的三巨頭小組執行的。作為他們堅強后盾的是軍隊總參謀長何塞·加韋拉斯·蒙特羅將軍和馬德里軍區司令長官吉列爾莫·金塔納·拉卡西將軍。人們建立了在內政部的萊納領導下，由各部副部長組成的臨時政府。警察總長何塞·薩恩斯·德圣馬里亞將軍與國民警衛隊司令長官何塞·阿蘭布魯·托佩特將軍在議會對面的皇宮酒店指揮現場行動。阿蘭布魯曾一度單獨進入議會，試圖制止特赫羅。特赫羅的反應是威脅要殺死阿蘭布魯將軍和他自己。薩恩斯·德圣馬里亞將軍率領警察部隊包圍了議會，以阻止其他顛覆者與議會內的顛覆者合為一股。重要的是，盡管人們在過去四年中一直懷疑警察部隊的忠誠，但警察對阻止政變作出了重大貢獻。盡管最終證明并非必要，但薩恩斯·德圣馬里亞將軍也制定了最后的應變計劃，準備對付可能由（西班牙特種作戰部隊）發動的襲擊。
在加韋拉斯·蒙特羅將軍的協助下，國王及其助手通過電話投入了戰斗，用以確保其他軍區司令長官對王室的忠誠。值得擔心的是，米蘭斯或許已經通過謊稱阿馬達解決方法有王室支持而贏得了他們。許多軍區司令長官在政變的當晚感到心驚肉跳，有些軍區司令長官整夜與米蘭斯和薩蘇埃拉宮保持著聯系。如果國王準備放棄憲法，各位軍區司令長官會十分高興地率領部下走上街頭。從這個意義上說，是國王獨力支撐，才于危亡之際挽救了西班牙民主。加泰羅尼亞的第四軍區司令長官安東尼奧·帕斯夸爾·加爾梅斯和加那利群島軍區的司令長官赫蘇斯·岡薩雷斯·德爾耶羅迅速表態效忠國王并支持國王的行動，令國王的緊急應變委員會的工作相對輕松了一些。岡薩雷斯·德爾耶羅具有強硬派反動分子的名聲，但他能夠遵照自己的誓言忠于國王與憲法，這是對胡安·卡洛斯的贊頌——不單是對他在2月23日夜里表現的贊頌，也是對他在整個過度時期的表現的贊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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