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中國成立前，中國共產黨的辦報實踐從城市轉向農村，又從農村走向城市。在此過程中，地理環境成為區隔中國共產黨辦報實踐的主要因素，由此形成了1921年至1927年間“報為機關、凝聚黨派”的上海模式、1928年至1937年間“報為工具、指導工作”的瑞金模式、1938年至1949年間“黨性與人民性相統一”的重慶模式和“增強黨性、聯系群眾”的延安模式。通過對以上模式的符號化描述發現，新中國成立前中國共產黨辦報模式的演進軌跡基本是以“黨報姓黨”為中心線，以“城市辦報”和“農村辦報”為兩極上下波動，主要不是在繼承的基礎上線性發展，而是一種“否定之否定”的振蕩過程。
陳龍，暨南大學副研究員，新聞學博士，本科畢業于武漢大學圖書館學和新聞學專業，碩博士畢業于暨南大學新聞學專業，主要從事中共宣傳與報刊史研究，在《新聞大學》《學術研究》等權威、核心期刊上發表論文20余篇，主持國家社會科學基金青年項目1項、省部級項目2項，參與國家社會科學基金重大項目1項、一般項目1項及省部級項目4項，參編《暨南大學史（1906-2016）》《暨南大學年鑒》（2012年至2019年冊）《成舍我新聞學術論集》（上、下）等著作近20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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