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把“中日現代文學關系”一語中的“現代”作為時間概念，限定在民國初年至1945年之間，就不難發現，在那個特殊的時代背景下，兩國的文學發生了廣泛、直接而又密切的關聯，呈現為一種高密度的交織狀態。而作為日語同人詩刊的《銅鑼》于1925年誕生在中國廣州，繼而移至日本繼續發行，并成為日本重要的現代主義詩歌雜志，就不妨視為體現了中日兩國文學交織狀態的跨國性文學事件。以《銅鑼》為紐帶，中國詩人黃瀛與日本詩人草野心平、宮澤賢治等的親密交往和深層互動既印證了中日詩人間確曾有過“可以彼此暢談文學的幸福時代”，也成了這種“幸福”在國家和戰爭的堅壁前像雞蛋般脆弱易碎的鮮活案例，凸顯出“越境體驗”、“身份認同”與“文學創作”之間的復雜機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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