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書是世界殿堂級文學大師列夫·托爾斯泰的代表作。小說以貴族聶赫留朵夫在做陪審員時，于法庭上邂逅昔日戀人瑪斯洛娃為故事開端，通過一系列故事情節的開展，惟妙惟肖地刻畫了當時法庭、監獄和政府機關的黑暗以及官吏的昏庸，各個階層、不同身份人物的生存狀態和復雜人性，可說是一面大時代的鏡子。另一方面，作者也借助主人公的精神懺悔和對人生意義的哲學拷問，在描述他和瑪斯洛娃一起“復活”的過程中，對當時俄國復雜的社會問題提出了自己的解決之道，這就是著名的“托爾斯泰主義”。
一個人的醒悟
一群人的重生
世界文學巨匠托爾斯泰對人性寄予厚望的救贖之書
親近名著 守望童年
每一部名著，尤其是其中的經典性作品，事實上都濃縮、隱含著特定時代、特定民族、特定文化所形成的最基本、最具代表性的文化價值觀和文化心智成果，代表著人類文化發展的某些不可復制和不可替代的智慧和方向。同時，經典又是經過人類閱讀的隨機揀選和時間長河的無情淘汰，才逐漸浮出歷史地表，最終固定在人類精神發展的文化坐標上的。
文學經典之所以享有這樣的文學史地位，首先是因為，經典提供的是一種具有整體文學史意義的獨特而絕對的高度，它總是以自己的方式洞悉或表達了歷史、社會、人生、人性的基本奧秘或本相，表達了對于這些奧秘或本相深刻的體認和獨到的感悟；經典又總是以自己的方式構筑成文學史上一個永恒的美學神話，并向文學史釋放著永不消失的藝術靈光。安徒生童話對于社會和人生真相的有力揭示，卡洛爾童話對荒誕藝術的絕妙實踐，林格倫童話對兒童解放在哲學上和美學上的重要貢獻，都是文學史上突出而典型的例子。由于這些作品在文學史上所達到的高度是重要而獨特的，因此，它們在一些特定的方面是無法被逾越的。
經典還提供了一種文學史意義上的判斷尺度。經典代表著文學史上最卓越的藝術成就和經驗，它雖然無法被輕松地逾越，但卻往往成為人們普遍心儀和樂于效仿的榜樣。更多的時候，經典所提供的高度則被人們用來打造成一把衡量高下、評說成敗的藝術標尺。人們會用經典構成和顯示的標尺來看一看，某部作品與經典的距離究竟有多遠。
因此，對于經典的尊崇和信賴，成為人類最基本的精神生活態度之一。
文學作為人類文化的組成部分，形成了一大批影響過一代又一代青少年精神發育和成長的經典名著。提起文學史上的許多名著，人們常常會有一種重新打開童年心靈履歷的難忘和激動。在他們的童年記憶中，甚至，在他們后來的閱讀記憶中，這些作品都曾經那么深刻地參與并影響了他們的心靈建設，為他們的成長打下了寶貴的“精神的底子”（錢理群先生語）。
浙江教育出版社出版的這套“語文新課標基礎必讀叢書”收入了《朝花夕拾》《繁星?春水》《昆蟲記》《飛鳥集?新月集》《安徒生童話》等十部古今中外文學名著。這些作品觸及社會、人生、自然、命運等最基本的人類價值和命題，因而具有相當的思想深度和情感力度。我相信，讓每一個孩子在他們的童年時代就親近這樣的作品，正是一項為當代兒童和青少年的精神“打底”的事業。
讓我們一起來親近和享受這樣的作品，守望和珍惜童年的閱讀。
方衛平（浙江師范大學教授、博士生導師）
2016 年4 月12 日于麗澤湖畔
列夫.托爾斯泰
（ЛевНиколаевичТолстой 1828-1910）
俄國作家。出身貴族。創作自傳體三部曲《童年》《少年》《青年》等。長篇小說《戰爭與和平》和《安娜.卡列尼娜》，描繪了沙皇俄國的社會生活。長篇小說《復活》，對政府、法庭、監獄、教會、土地私有制做了深刻批判。列夫.托爾斯泰創作時間長達60余年，他的作品對世界文學有很大影響。
聶赫留朵夫打算如同往常那樣，等大家喝完茶、吃過晚飯以后再跟卡秋莎單獨交談，所以他暫時坐在克雷里佐夫身邊和他聊天，同時提到了瑪卡爾的請求和瑪卡爾本人的犯罪經過。克雷里佐夫仔細聽著，兩只發亮的眼睛盯住聶赫留朵夫的臉。
“是呀，”他驀地開口道，“我常想，我們一塊兒趕路，他們就在咱身旁，但‘他們’到底是什么樣的人呢？我們就是為了他們去長途跋涉的，但是不但不了解，而且不想去了解他們，而更糟的是，那些人還恨我們，把我們看作仇敵，這不很可怕嗎？”
“一點也不可怕，”傾聽他倆聊天的諾沃德沃羅夫插進來說，“群眾永遠崇拜權力，”他發出刺耳的聲音，“政府掌權，所以他們崇拜政府并仇恨我們。明天我們掌權，群眾就會崇拜我們……”
正說時從墻另一側傳來了叫罵以及廝打的人撞到墻上的聲音，還有鎖鏈撞擊聲和狂叫聲。有個人挨了揍在狂喊：“救命啊！”
“聽這班野獸！我們和他們之間怎能談得攏呢？”諾沃德沃羅夫冷冷地說。
“您說他們是野獸，可剛才聶赫留朵夫還說起了一件事，”克雷里佐夫氣憤地進行反駁，轉述了瑪卡爾冒死救人的行為，“這可不是野獸能干得出來的，這是英雄業績。”
“想入非非！”諾沃德沃羅夫以譏誚的口吻答道，“我們是難于了解這些人的實際情緒和行為契機的。您看到的是舍己為人，然而，說不定是出于對那個苦役犯的妒忌。”
“你怎么就不愿在別人身上看到一點好的東西呢？”謝基尼娜突然來氣，指責他說（她對任何人都用“你”）。
“沒有的東西，根本無法看到。”
“怎么說是沒有的東西？他是在冒著生命危險救人呀！”
“我以為，”諾沃德沃羅夫說，“如果我們想干番事業，首要條件應該是丟掉幻想（瑪爾凱本在燈下看書，此時放下書本，仔細聆聽起他老師的教誨），把事物看成它原來的樣子，應該為人民大眾做一切工作，卻不要對他們有所企盼。群眾是我們服務的對象，但只要他們一天像現在這樣冥頑不靈，他們就一天不能成為我們的志同道合者。社會變革在沒有實現以前，指望他們幫助純屬幻想。”
“扯什么社會變革？”克雷里佐夫漲紅起臉反駁，“我們說，我們反對武斷和專橫，您不是可怕的專橫又是什么？”
“我根本不是專橫，”諾沃德沃羅夫冷靜地回答，“我無非是說，我知道人民應走的道路并且能夠指明這條道路。”
“可您怎能認定您的道路就是正確的呢？將己之見，強加于人，難道不就是以前產生過宗教裁判所和革命大屠殺的那種專橫嗎？他們也是根據科學測出所謂‘唯一正確’的道路的呀！”
“他們犯了錯誤不能證明我也犯了錯誤，再說，思想家的空想與經濟學的實際數據是有很大差別的。”
諾沃德沃羅夫的聲音響徹整個牢房。只他一人說話，大家都緘口不語。
“老是爭論不休。”等他的話停下，謝基尼娜嘆口氣說。
“那么您對這問題是什么看法呢？”聶赫留朵夫問謝基尼娜。
“我認為克雷里佐夫說的對，不能把我們的看法強加于人民。”
“哦，您呢，卡秋莎？”聶赫留朵夫笑著問，等她回答，暗中卻又擔心她說出什么不恰當的話來。
“我認為受委屈的是老百姓，”她紅起臉答道，“普通百姓最最受欺負。”
“說得對，卡秋莎，”納巴托夫大聲說，“老百姓受盡了欺負，不應該讓老百姓再受欺負，我們的全部事業就是為這。”
“這可是關于革命任務的奇談怪論呢。”諾沃德沃羅夫說罷，氣鼓鼓地抽起煙來。
“真沒法子同他說話。”克雷里佐夫嘟囔了一句，也不再作聲了。
“還是不談為好。”聶赫留朵夫在一旁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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