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五四白話文運動至今，中國的好文章層出不窮，以非文言的形式保留了漢語文學的和諧之美，同時創造了一種嶄新的美。從這些好文章中，每個人都能看到時代行進的影子，看到自己心靈的軌跡，同時見證中國的寫作者們不斷創造新的語言奇跡。
希望收到本書中的每篇文章、每段文字，都有打動人心的力量，因為它們是與我們的歲月、情感、記憶息息相關的。它們不僅僅是文章，也是我們的生命、我們的血肉。
梁啟超說，一代有一代之文學。 張銳鋒說：“每一個時代都有自己的語言。這些詞語……實際上埋藏著這一時代的一些潛在的信仰。” 讀《中國好文章》，體察中國社會百年滄桑與文明的進步。
祝勇：作家、學者，藝術學博士。現供職于北京故宮博物院故宮學研究所，兼任深圳大學客座教授、碩士生導師，曾在美國加州大學伯克利分校從事歷史研究，北京作家協會理事、第十屆全國青聯委員。
已出版主要作品有：《舊宮殿》《血朝廷》《紙天堂》等，20卷《祝勇作品系列》正由東方出版社出版。主創歷史紀錄片多部，任總撰稿和導演，代表作：《辛亥》。先后榮獲中國電視星光獎、金鷹獎、十佳紀錄片獎、學院獎等諸多影視獎項。
一、從遺漏開始
“五四”以來的中國散文，曾經以各種不同的選本形式反復呈現，然而，九十多年間的中國散文圖像，豐富、駁雜、支離破碎、沒有固定的形狀，因而無論哪一種選本，對它的陳述都無法做到完整、嚴格和準確，尤其當人們企圖以某種先驗性的知識框架對它做出規范，并對散文的規律性進行凝聚提煉時，一些更加杰出的作品便會從理論的縫隙中遺漏，作為個性化藝術的散文，在這方面表現得尤為明顯——它以桀驁不馴的姿態拒絕著理念的征用和支配。那些被“遺漏”的作品，嘲笑著人們業已建立的文學常識。所以，經常有這樣的現象發生：當我們自以為對百多年來的散文路徑都了如指掌的時候，總會有被“遺漏”的部分浮出水面，挑戰我們已經形成的閱讀經驗。就像證人在法庭上的陳述，隨著問詢的深入，一些被遺漏的細節會不斷得到補充和更新，如果時間允許，這種“補充”會無限地持續下去，甚至會使事件的本來面目得以徹底的顛覆。從這個意義上說，沒有一種散文選本能夠真正做到“權威”和窮盡，每一種選本充其量只是無數種證詞中的一種，從各自不同的角度，完成著對散文史的詮釋。本書不屑于做已有散文選本的翻版，在已有的經驗之上，本書致力于提供一個新的觀察角度，它固然不能使我們看到“五四”以來中國散文的全貌，但至少可以呈現一個讓我們感到陌生和吃驚的側影，這是本書的意義所在，也是我自《一個人的排行榜》以來，一貫秉承的編輯原則。
二、第一個“三十年”
2009年，五四運動90周年的時候，我應邀在廣東省文學院作過一場名為“中國散文九十年”的演講。在那次演講中，我將漢語白話散文史分成三個“三十年”。第一個“三十年”：1919—1949；第二個“三十年”：1949—1979；第三個“三十年”：1979—2009。將文學史附著于政治史之上，這種分期方法顯然是不科學的，比如第二個“三十年”中的地下寫作，如北島、張郎郎等，與第三個“三十年”的文學具有某種不可分割性，而且，嚴格地說，漢語白話文運動，不是誕生于五四運動，而是至少在1915年《新青年》（《青年雜志》）創刊時就開始了。在這篇序文里，我之所以這樣分期，僅僅出于言說方便而已，因為漢語白話散文分期的上限時間是模糊的，是一個漸變過程，不像政治事件那樣具有標志性。實際上，任何概念都是以流失其內涵的豐富性為前提的。
“五四”時期以“白話”為目標的文學運動，實際上是以知識分子，而不是以下里巴人為主體進行的，所以，以“五四”為起點的中國現代文學史與中國現代思想史，幾乎是由一群相同的人完成的，是一套班子，兩張招牌，這使散文史與思想史像連體嬰兒一樣難解難分，也造成了許多研究者以思想史的視角解讀文學史的不良習慣。另一方面，知識分子說出（寫下）的話，歸根結底不可能是純粹的“白話”，因此，“五四”時期的文學不可能真正成為口語式的普羅語言，而從一開始就是“知識分子寫作”——一種藝術化的書面寫作，而中國現代散文，從它呱呱墜地那一天起，就帶有極強的語言實踐的特點。如果我們一定要在我們的散文考古中建立一條邏輯的線索，那么在我看來，最醒目的線索，不是它與思想史的合一，而是它的語言實踐特征。
“五四”的文化革命畫出了兩個時代的界限，在那個以“新”命名的時代里，“新青年”們在一片虛空中建立嶄新的文學理想，如陳獨秀在《新青年》（《青年雜志》）發刊詞中所說：“青年如初春，如朝日，如百卉之萌動，如利刃之新發于硎，人生最可寶貴之時期也……自覺者何？自覺其新鮮活潑之價值與責任，而自視不可卑也。奮斗者何？奮其智能，力排陳腐朽敗者以去，視之若仇敵，若洪水猛獸，而不可與為鄰，而不為其菌毒所傳染也……”[1]這種“力排陳腐朽敗者以去”的精神，在文學中得到深刻的貫徹，從這個意義上說，“五四”時期的散文，沒有不新的，所有的散文，都因其膽大妄為而成為那個時代里的“新散文”，這種“新”，不只是精神氣質上的，更是藝術方法上的，也就是說，在擺脫八股文的程式化束縛之后，漢語文學的創造力在“五四”一代人手中得以釋放。荷爾德林曾在一首名為《面包和酒》的詩中寫道：
因為脆弱的容器并非總能盛下他們，
只是有時候人可以承受神的豐盈。
“五四”一代所面對的挑戰，正是他們所精心打造的現代漢語散文能否承載那樣一種“神的豐盈”，展現出本雅明所說的“語言的和諧”。梁啟超說，一代有一代之文學。張銳鋒進一步闡釋說：“每一個時代都有自己的語言。這并不是說，一代人改變了上一代人的語言性質，而是一代人總是強調自己所處時代的特點，并集中地、高頻率地使用著一些語詞，并將這些語詞根植到自己生活的理由之中。這些詞語……實際上埋藏著這一時代的一些潛在的信仰。”[2]
第一個“三十年”的散文寫作，以非文言的形式保留了漢語文學的和諧之美，同時創造了一種新的語言體系。在這種全新的語言信仰下，文學的創造性、文本的多義性、文體的可變性，都得以充分伸展。這一點，可以在第一卷所選的篇目中得以證明。其中，魯迅、周作人、林語堂、郁達夫、蕭紅、沈從文……他們的實踐方向及其營造的語言氛圍各不相同，它們的價值正存在于各自的特異性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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