憑借《八月炮火》與《史迪威與美國在中國的經驗》兩度獲得普利策獎的著名歷史學家巴巴拉·塔奇曼在這本《遠方之鏡》中將關注點放在了中世紀的歐洲。14世紀的歐洲反映了兩個相互沖突的圖景：一方面，這是一個十字軍、大教堂和騎士制度的時代；另一方面，這也是一個墮入混亂與精神痛苦的世界。一如塔奇曼的其他作品，它兼具鮮明的人物個性、豐富的史實、閃耀的文筆和警醒當代人的史學意圖。
塔奇曼這本極具啟示意義的作品中不只審視了宏大的歷史主旋律，還深入到了家庭生活的細枝末節：童年是怎樣的，婚姻意味著什么，以及金錢、稅收和戰爭是如何左右農奴、貴族和神職人員的生活的。她復原了中世紀驕傲的紅衣主教，學者，小販和神職人員，圣人和神秘主義者，律師和商人，以及重要的騎士的生活；重塑了中世紀輝煌又混亂的生活圖景。
14世紀的歐洲包含了兩個相互沖突的圖景：這是一個屬于十字軍、大教堂和騎士制度的榮耀時代，也是一個墮入混亂與精神痛苦的世界。巴巴拉·W. 塔奇曼從這一時期選擇了一位貴族——昂蓋朗·德·庫西作為敘事載體，借此人的人生遠望中世紀的百年戰爭、黑死病、奢靡盛宴、雇傭兵制度、殘酷稅收、農民暴動和教會分裂……最終，承載著那一時代的廢墟被留在這里，靜觀著仿如宿命的人類歷史。
前言：時期，主要人物，危害
本書緣起于一種渴望：發現有史以來最致命的災難對社會的影響——此災難即1348—1350年的黑死病（Black Death）。據估計，它使生活在印度與冰島之間的1/3人口命赴黃泉。鑒于我們自己所處時代的諸多可能性，我對此感興趣的原因顯而易見。答案被證明是難以捉摸的，因為14世紀飽受如此多 “奇怪而巨大的危險和災禍”（用時人的話來說）的折磨，因而它的混亂無法追溯至任何單一起因：留下蹄印的不只是圣約翰（St. John）想象中的四位騎士，而是七個災禍——瘟疫、戰爭、苛捐雜稅、打家劫舍、腐敗政府、叛亂暴動和教會分裂。除了瘟疫本身外，所有這一切都源于黑死病爆發前就已存在的狀況，并在疫期結束后依舊持續。
盡管我最初問題的答案已不可尋，但這個時期本身——一個暴力橫生、苦不堪言、迷惑茫然、多災多難且分崩離析的時代，一個眾所周知的撒旦獲勝的時代——似乎令人難以抗拒，并且在我看來，在一個類似的混亂時期中，它還頗令人慰藉。我們過去的一二十年一直處于傲慢自大的瓦解之中，如果這是個異乎尋常地令人不適的時期的話，那么知道人類在以前經歷過更惡劣的情景，就會令人頗感寬慰。
令人好奇的是，這種“可感知的相似性”已為另一位歷史學家運用于20世紀初期。詹姆斯·韋斯特福爾·湯普森（James Westfall Thompson）在將黑死病與第一次世界大戰的后果進行了對比之后，發現了完全相同的抱怨：經濟混亂，社會動蕩，物價飛漲，人人利字當頭，道德淪喪，產品奇缺，工業萎靡不振，大眾恣意狂歡，揮霍無度，貪圖奢侈享受，沉湎酒色，社會和宗教都陷于歇斯底里，人心貪得無厭，視錢如命，營私舞弊，世風日下。伏爾泰說過：“歷史從不重蹈覆轍，但人總在這樣做。”當然，修昔底德將此原則當作了對自己著作的辯護理由。
瑞士歷史學家J·C·L·S·德西斯蒙迪（J. C. L. S. de Sismondi）將14世紀簡單地總結為“對人類而言的惡劣時代”。直到最近，歷史學家們還傾向于厭惡并繞過這個世紀，因為無法將它融入一種人類進步的模式。在經歷了可怕的20世紀之后，我們對一個喪心病狂的時代（它在敵對的、暴力事件的重壓下打破了自己的所有規則）產生了更大的同感。我們懷著苦不堪言的劇痛，意識到了“一個令人完全感受不到未來有保障的痛苦時期”的種種跡象。
600年的間隔期使在人類特性中具有重大意義的那部分凸顯而出。中世紀人所處的精神、道德和物理環境都與我們自己的環境迥然不同，簡直構成了一種域外文明。因此，我們在這些異樣環境中覺得熟悉的行為特質便顯示為永恒的人類本質。如果你堅持要從歷史中學習經驗教訓，那么它就位于此處，正如法國中古史學家愛德華·佩魯瓦（·douard Perroy）于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一面躲避蓋世太保，一面撰寫有關“百年戰爭”的著作時所發現的那樣。他寫道：“某些行為方式，某些抗拒命運的反應，相互闡明了彼此。”
大約從1300年至1450年（包括此后數年）這一時期，在我看來是個連貫一致的歷史時期，1348—1350年黑死病之后的50年是其核心階段。為了將焦點縮小至一個可控的區域，我選擇了一個特殊人物的生活作為敘事載體。除了人情味之外，這也有利于強制自己遵從真實性。我不得不追蹤一種真實的中世紀生活境遇和事件，抵達事情自然抵達之處。我認為，相較于我強制推行自己的計劃，這樣做會讓人看到有關那個時期的更加真實的版本。
我提到的這個人不是國王或王后，因為有關這類人物的一切事實上都屬例外，除此之外，他們還有被過度利用之嫌；此人也不是普通老百姓，因為老百姓的生活在大多數情況下都達不到我想要的廣度；此人也不是神職人員或圣徒，因為他們超出了我的理解范圍；此人也不是女人，因為任何生活得到充分記錄的中世紀婦女都不典型。
于是選擇縮小至第二等級（the Second Estate）——即貴族——的一位男性成員，落在昂蓋朗·德·庫西七世（Enguerrand de Coucy VII）身上。他是一個偉大王朝最后的貴族，是“所有法國騎士中最富經驗、最出類拔萃的人”。他生活于1340年至1397年間，恰巧與我意欲涉及的時間段相吻合。而且，從他母親在大瘟疫中的死亡，至他本人在該世紀達于徹底慘敗時的絕佳死亡時間，都似乎是為了我的目的而設。
通過娶英格蘭國王的長女為妻，他效忠于兩個國家，在戰爭中起到了橋梁作用，這擴展了他的事業范圍，豐富了他的閱歷志趣；他在自己所處的時間和地點中的每個公開戲劇性事件中都發揮了作用，通常是主要的作用。他極富判斷力，成了當時最偉大的編年史作者讓·傅華薩（Jean Froissart）的資助人，若非如此，人們對他的了解會少得多。他有個嚴重的不完美之處——沒有可靠的肖像留存于世。然而，對我而言，他有個可加彌補的優勢：除了僅有的一篇于1939年發表的簡短文章外，沒有任何有關他的英文論著，而且除了1890年的一篇僅以手稿形式存在的博士論文外，也沒有任何有關他的正式的、可靠的法文傳記。我喜歡自辟蹊徑。
我必須懇請讀者在熟悉庫西的過程中保持耐心，因為只有在了解他生活的時代背景與事件的情況下，才可對他有所了解，而這些時代背景與事件要用前六章的內容來講述。昂蓋朗（Enguerrand中“g”的發音要很用力）在1358年，也就是他18歲時，在歷史上初留印跡，這要到第七章時才會出現。
我現在要談談此項事業的艱辛之處。首先是在涉及日期、數字和鐵一般的事實時不確定的、相互矛盾的資料。在某些人眼中，日期也許是枯燥乏味、迂腐難耐的東西，但它們卻是基礎性的，因為它們確立了序列——何者在先，何者繼后——從而導致了對因果關系的理解。不幸的是，中世紀年表極難確定。中世紀的一年被認為始于復活節，既然這有可能落在3月22日至4月22日之間的任何一天上，人們便普遍傾向于將日期固定在3月25日。向新歷法的轉變發生在16世紀，但直到18世紀，它才被普遍接受，這使得1月、2月和3月發生的事件究竟屬于14世紀的哪一年成了難解之謎——14世紀英格蘭官方記錄中即位紀元（從國王即位時算起）的使用，以及某些其他事例中羅馬教皇紀元的使用，都使情況變得更加錯綜復雜。更有甚者，紀年者不是使用年月日來記錄事件的日期，而是使用宗教歷法來記錄——例如，說事件發生于圣母誕辰的前兩日，或主顯節后的星期一，或施洗者圣約翰節，或四旬齋的第三個星期日。
結果，這樣的日期不但令歷史學家們大感困惑，也讓14世紀的居民自己感到茫然無措，他們極少在任何一個事件的日期上達成共識。
數字的重要性一點也不遜色，因為它們標明了在一個特定局勢中涉及的人口比例。中世紀數字——如軍隊的數字——在編年史中的夸大被當作事實接受下來時，便導致了人們過去對中世紀戰爭的誤解，以為它與現代戰爭相類似，而實際上，現代戰爭在手段、方法或目的方面都與中世紀戰爭大相徑庭。我們應當假設，中世紀有關軍事力量、戰爭傷亡、瘟疫致死人口、革命人群、游行隊伍或任何整體團隊的數字都被普遍夸大了幾百個百分點。這是因為，編年史作者沒有把數字當作數據資料來用，而是把它當作文學藝術的手段，以取悅或恐嚇讀者。羅馬數字的使用也造成了精確性的缺乏和對整數的偏好。一代代歷史學家不加批評地接受并重復著這些數字。直到19世紀末，才有學者開始重新審視歷史記錄，例如，他們從出納員的記錄中發現了一支遠征軍的真實力量。現在，他們仍不同意J·C·拉塞爾（J. C. Russell）將法國疫前人口數定為2100萬，以及費迪南·洛特（Ferdinand Lot）定的1500萬至1600萬，或愛德華·佩魯瓦定的區區1000萬至1100萬。人口的規模影響到了其他方方面面的研究——稅收、壽命、商業和農業、饑荒或豐收——而有些現代權威提供的數字百分百的不同。編年史作者們似乎明顯失真的數字會加引號出現在我的文本中。
人們信以為真的事實之所以存在出入，通常是口頭傳播中的錯誤或對一個抄本資料的后期誤讀造成的、例如，當一出國際丑聞的主角庫西夫人（Dame de Courcy）被一位本該小心謹慎的19世紀歷史學家錯誤地當成了庫西的第二任妻子時，其代價是，有那么一陣子，筆者陷入了無以復加的困惑之中。普瓦捷戰役（the Battle of Poitiers）中的奧塞爾伯爵（Comte d’Auxerre）被英格蘭編年史作者各不相同地譯為Aunser、Aussure、Soussiere、Usur、Waucerre，而法國《大編年史》（Grandes Chroniques）則將之寫作Sancerre，一個完全不同的人。昂蓋朗在英格蘭被寫作英杰拉姆（Ingelram）。這也就難怪，我曾把Canolles這個名字當成了聲名狼藉的海盜船長阿爾諾·德塞沃利（Arnaut de Cervole）名字的變體。當情況對不上號時，我才發現，它原來是另一位同樣臭名昭著的英國船長諾爾斯（Knowles）或諾利斯（Knollys）之名的變體。盡管微不足道，但此類困難可能是令人沮喪的。
法蘭西王后巴伐利亞的伊薩博（Isabeau of Bavaria）被一位歷史學家描述為一個金發碧眼的高個子，而被另一位歷史學家描述為一個“黝黑、活潑的小個子女人”。土耳其蘇丹巴雅澤（Sultan Bajazet）被他的同時代人稱為大膽冒進、雄心勃勃、渴望戰爭的人，并因攻擊迅速而得了“霹靂火”（Thunderbolt）的諢名，卻被一位現代匈牙利歷史學家描述為“女里女氣、淫蕩多欲、猶豫不決、舉棋不定”之人。
有關中世紀的任何言論都可能（而且極有可能會）遭遇相反的或不同的敘述版本，這也許可被視為公理。女人在數量上多于男人，因為男人在戰爭中遭到了殺戮；男人在數量上多于女人，因為女人在生育時命赴黃泉。普通老百姓對《圣經》耳熟能詳，普通老百姓對《圣經》一無所知。貴族免繳賦稅；不，他們的賦稅未被免去。法國農民污穢骯臟，臭氣熏天，靠面包和洋蔥為生；法國農民吃豬肉、禽肉和野味，常在村子里的浴室中享受洗浴之樂。這個清單可以被無限地羅列下去。
不過，矛盾是生活的組成部分，而不僅僅是相互沖突的證據問題。我要請求讀者準備發現矛盾，而非一致性。在社會的方方面面，習慣、風俗、運動、發展都有其相反趨勢。陋屋中忍饑挨餓的農民與吃香喝辣的富裕農民比肩而生。兒童有的被忽視，有的被關愛。談論榮譽的騎士，也會變成盜賊。人口減少、天災人禍與奢侈浪費、輝煌壯麗之間絕非勢不兩立。沒有哪個年代是整齊劃一或無中生有的，也沒有哪個年代是比中世紀更加經緯繁復的紡織物。
你必須還得記住，中世紀會因看待它的人不同而發生色彩上的變化。歷史學家的偏見和視角——以及他們由此做出的對材料的選擇——在600年間發生了巨大的變化。在14世紀之后的3個世紀中，歷史實際上是貴族的家譜，致力于追蹤王朝脈絡和家族關聯，充斥著貴族是上等人的理念。這些古物研究者汗牛充棟的研究著作中并非只有關于王朝利益的信息，如安塞爾姆（Anselm）就講述了加斯科涅（Gascon）領主的事跡，他將100里弗遺贈給被他剝奪了童貞的窮家女子當嫁妝。
法國大革命標志著大逆轉的到來，在那之后，歷史學家將平民當作英雄，將窮人當作事實上的有德之士，而把貴族和國王視為邪惡的怪物。西梅翁·呂斯（Siméon Luce）便是其中之一，在有關扎克雷農民起義的歷史著作中，褒貶有所傾斜，但其研究則獨一無二，他的記錄都是無價之寶。19世紀和20世紀初的泰斗們發掘、發表史料，修撰編年史并為其做注，收集文學作品，閱讀、摘錄大段的布道文、論文、書信和其他第一手材料，為我們這些后來者鋪平了道路。他們的著作現在得到了后馬克·布洛赫（post-Marc Bloch）時代的現代中古史學家們的補充和平衡。后者采取了一種更具社會學性質的方法，找尋有關日常生活的詳盡細致、難以否認的事實——例如，在一個特定的主教教區中出售的圣餐餅的數量，它充當了宗教儀式的指示器。
本書要感謝所有這些群體，首先要感謝重要的編年史作者。我意識到，在當今的中古史學家中，依賴編年史作者不是什么時髦之舉，但就對這個時期的感覺及態度而言，我發現它們是不可或缺的。進一步而言，它們的形式是敘事性的，而這也是我所采用的形式。
雖說資料如此豐富，但空白依舊存在。在那里，問題不在于相互矛盾的信息，而在于根本沒有信息。為了在溝壑上架起橋梁，就必須利用似乎可能而又自然的闡述，這解釋了在我的著作中“可能”和“大概”層出不窮的原因——它令人著惱，但在缺乏記錄在案的確定性的情況下，又是不可避免的。
存在于有記錄可尋之歷史的本質中的更大障礙，是超出負荷的消極事物：壞的方面——邪惡、悲慘、沖突和傷害——不成比例的存留。這種情況在歷史上與在每日發行的報紙上如出一轍。常態不會制造新聞。歷史是依照幸存的記錄所編著，而這些記錄都極大地側重于危機和災難、犯罪和惡行，因為它們是法律訴訟、論文著述、道德家的譴責、諷刺文學、羅馬教皇的訓令等記錄過程的主題。沒有哪位教皇曾發表訓令以嘉許某事。消極事物的超載可見于宗教改革家尼古拉·德·克拉芒熱（Nicolas de Clamanges）的著作中，他在揭發1401年不合格的、世俗的高級教士時說，出于對改革的擔憂，他將不去討論行為良善的教士們，因為“與墮落之人相比，他們無關緊要”。
災難極少像在記錄中描述的那樣看似普遍存在。存于記錄使它顯得持續不斷普遍存在，而實際上它更有可能在時間和地點上都是零星突發的。除此之外，常態的持續性通常也要大于騷亂的影響，正如我們從自己的時代所了解到的那樣。在看過今日新聞之后，你預期會面對這樣一個世界：它完全由罷工、犯罪、停電、破裂的輸水管、被圍困的火車、關閉的學校、強盜、癮君子、新納粹和強奸犯構成。事實上，你有可能晚上回到家中——在幸運的一天——卻不曾遇到一兩個此類現象。這使得我提出了如下的塔奇曼定律（Tuchman’s Law）：“被報道的事實是任何可悲進展之表面程度的5至10倍”（或讀者有心提供的任一數字）。
移情的困難、真正進入中世紀精神和情感價值觀中的困難，是最后一道障礙。我相信，主要的障礙是當時情況下的基督教宗教信仰這一中世紀生活的搖籃和法律，它無處不在，確實具有強制性。其持之以恒的原則是：精神生活和后世生活要優先于此時此地，要優先于地球上的物質生活。無論某些現如今的基督徒如何虔誠熱衷，這一原則都與現代世界格格不入。此原則與其替代物——信奉個體價值，信奉一種未必注重上帝的積極生活的價值——之間的割裂，在事實上創造了現代世界，終止了中世紀。
使問題加重的是，中世紀社會盡管聲稱信奉對感官生活的摒棄，但并沒有在實踐中否認它，社會如此，教會更是如此。許多人嘗試擯棄感官生活，有少許獲得了成功，但人類不是普遍為摒棄而生的。沒有哪個時代比14世紀更在意金錢和財產的了，它對肉體的關注也與其他任何時代如出一轍。沉湎于金錢、縱情于聲色之人都是不可抑制的。
中世紀基督教的首要原則與日常生活間的鴻溝是中世紀的巨大隱患。這正是遍布于吉本（Gibbon）的歷史著作中的問題，他懷著一種既有意又惡意的輕率去對待這一隱患，每每將在他看來似乎是基督教理想的偽善都斥責為對人類自然功能的違忤。無論我對這位大師如何崇敬，我并不認為吉本的方法能解決這一問題。人類本身是不可實現的基督教理想的構想者，在1000多年的時間里，他們若不是在實踐它，也是在努力維護它。因此，它一定代表著某種需要，某種比吉本18世紀的啟蒙所能提供的或他優雅的反諷所能解決的更加基礎的東西。雖然我意識到了它的存在，但要認同它，需要的是更甚于我的宗教情懷。
騎士精神，這一在統治階層占主導地位的政治理念，在理想與現實之間留下了絲毫不亞于宗教的巨大鴻溝。理想是對由武士階層所維持、在圓桌構想中得以闡述的秩序的幻想，是自然的完美形式。亞瑟王（King Arthur）的騎士為正義鋌而走險，對抗毒龍、妖孽和邪惡之徒，在一個荒蠻之地建立秩序。于是，他們現實的對應者在理論上被假定為要充當信仰的捍衛者、正義的支持者、被迫害者的守護者。但實際上，他們自身即是壓迫者。到14世紀，劍客的暴力行為和無法無天已經變成了混亂的主因。當理想與現實間的鴻溝變得太寬時，體系便會被打破。傳奇故事一直在反映這一點：在亞瑟王的傳奇故事中，圓桌被從內部粉碎。寶劍重返湖底，努力重新來過。人有可能充滿暴力，富于破壞性，貪婪無度，易犯錯誤，卻始終保留著對秩序的幻想，并重新開始其尋找。
巴巴拉·W·塔奇曼（Barbara W. Tuchman），美國著名歷史學家、作家，1936和1972年憑《八月炮火》與《史迪威與美國在中國的經驗，1911—1945》兩度獲得普利策獎。她偏愛以文學的方式書寫歷史，她的文字充滿戲劇性和畫面感，在充分發掘史料的前提下伴隨著意味深長的議論和反思。其作品深受大眾讀者和費正清等歷史學家的推崇。
奧利弗·B·波拉克曾這樣寫道：“作為歷史學家，塔奇曼不是在為其他歷史學家們而寫作；在她的著作里，字里行間，千百萬大眾讀者通過她的文字感受到了歷史的精彩之處。”
前言：時期，主要人物，危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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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的參考
第一部分
第一章 “吾乃庫西之主”：王朝
第二章 生而不幸：世紀
第三章 青春與騎士精神
第四章 戰爭
第五章 “這是世界末日”：黑死病
第六章 普瓦捷會戰
第七章 群龍無首的法蘭西：布爾喬亞的興起與
扎克雷農扎克雷農民起義
第八章 英格蘭人質
第九章 昂蓋朗與伊莎貝拉
第十章 邪惡之子
第十一章 鍍金裹尸布
第十二章 一仆二主
第十三章 庫西的戰爭
第十四章 英格蘭的騷亂
第十五章 皇帝在巴黎
第十六章 教廷分裂
第二部分
第十七章 庫西的崛起
第十八章 蟲豸斗雄獅
第十九章 意大利的誘惑
第二十章 第二次諾曼征服
第二十一章 虛構之瓦解
第二十二章 巴巴里圍攻
第二十三章 在一座黑暗的叢林中
第二十四章 死亡之舞
第二十五章 錯失良機
第二十六章 尼科波利斯
第二十七章 天空張起黑幕
尾聲
致謝
參考文獻
注釋
索引
第一章
“吾乃庫西之主”：王朝
有5座高塔的庫西城堡矗立于皮卡第（Picardy）的山頂之上，雄偉壯觀，氣勢凌人，控制著北方通往巴黎的路徑，但它是位于首都的君主的守衛者還是挑戰者，則是個尚待解決的問題。一個巨大的圓柱體從城堡中心沖霄而上，較4個角塔高出兩倍之多。這就是donjon，即城堡主塔，其規模在歐洲首屈一指，是中世紀及后來此類塔形中最偉岸的。它的直徑達90英尺，高180英尺，可在城堡受到圍困時容納1000人，使作為其基礎的城堡、鎮上鱗次櫛比的屋頂、教堂的鐘樓、環繞著山上整個建筑群的厚實城墻的30座角樓都顯得極其矮小，對它們形成保護之勢。從任何方向前來的游客從數英里之外就可看見這座代表著貴族權力的龐然大物，并在靠近它的過程中，感受到旅行者在不信基督的土地上第一眼瞥見金字塔時的那種敬畏之情。
醉心于雄偉宏大的建筑者用超乎一般尺寸的內部特征來實現城堡主塔的巨大規模：臺階踏步為15英寸至16英寸，窗子位于高于地面3.5英尺之處，仿佛是為了供巨人族之用。尺寸達兩立方碼的石頭門楣在氣勢宏偉方面毫不遜色。在400多年中，為這些匠心安排所反射的王朝展現了同樣的僭越性質。雄心勃勃、居心叵測、時顯兇殘的庫西家族讓自己根植在一塊海角之地上，它形成了天然的統領之勢。他們的山頂控制著從艾萊特（Ailette）河谷至瓦茲河（Oise）的更寬廣河谷的通道。以此為據點，他們向王國們發起挑戰，洗劫教堂，出發參加十字軍東征并戰死沙場，因犯罪而受到譴責并被逐出教會，漸漸擴大其統治領域，與皇族聯姻，形成它引以為傲的作戰口號：“神奇的庫西”。擁有法蘭西四大男爵領地之一的他們嘲笑領地之銜，采用了自己簡單傲慢的箴言：
吾非國王，非諸侯，
亦非公爵，非伯爵；
吾乃庫西之主。
這座始建于1223年的城堡是一次建筑急劇擴張的產物，這次建筑擴張還促成了宏偉壯麗的大教堂的建造，而建造這些大教堂的推動力也萌發于法國北部。于城堡建設的同時，在距庫西50英里的范圍之內，還有4座最大的大教堂亦在建造之中—位于拉昂（Laon）、蘭斯（Reims）、亞眠（Amiens）和博韋（Beauvais）。雖然在任何地方，要建成一座大教堂都要費時50至150年才能完工，但在昂蓋朗·德·庫西三世那一門心思且難以抗拒的意愿之下，有著城堡主塔、角塔、防御壁壘和地下網絡的宏偉杰作庫西堡，卻在不可思議的7年時間里便得以完成。
城堡有圍墻的場地圈起了超過兩英畝的空間。它的4個直徑65英尺、高90英尺的角塔，以及它的3道外圍墻體被修得與山棱齊平，形成了數道壁壘。通往府邸的唯一入口是道固若金湯的大門，它位于靠近城堡主塔的里側，處于守護塔、護城河和格子吊閘的保護之下。大門開向武備廣場，這是個占地約6英畝的被圍墻環繞的空間，里面有馬廄和其他輔助建筑，有騎士比武場，以及供騎士馬匹之用的草地。再向外，在山像條魚尾似的加寬之處，坐落著約上百座房屋和一座帶方塔的教堂的城鎮。環繞山頂的外圍城墻上的3道牢不可破的大門把守著通向外部世界的通道。在面朝蘇瓦松（Soissons）的南側，山勢陡立，易守難攻；在面朝拉昂的北側，山勢與高地融為一體，一條護城河形成了又一道屏障。
在厚達18英寸至30英寸的城墻內部，一道盤旋而上的樓梯連接著城堡主塔的三層樓。每一層的拱形天花板上都有個敞開的洞，亦稱“眼”，它們為昏暗的內部增加了一點額外的光線和空氣，并使武器和輜重可以在不必攀爬樓梯的情況下被層層吊起。以同樣的方式，命令可以在同一時間口頭傳向整個要塞。多達1200至1500名的重甲騎士可以集結起來，傾聽發布自中間一層的訓令。城堡主塔有廚房，當時的一位心懷敬畏的人聲稱，它們“配得上尼祿之用”，屋頂上還有個雨水魚池。它有一口水井，有面包烤爐、地窖、貯藏室，每層樓都有帶煙囪的巨大壁爐，還有廁所。拱形的地下通道可通向城堡的各個部分，通向露天庭院，也通向壁壘之外的秘密出口；通過該出口，可向被包圍的要塞提供糧草。觀察者可從城堡主塔的頂部瞭望整個區域，視野遠至30英里開外的貢比涅（Compiègne）森林，這使庫西堡得以免遭奇襲。無論從設計上和執行力上，該要塞都堪稱中世紀歐洲幾近完美的軍事構造，而在規模上則最為大膽創新。
造就一座城堡的是一個支配性概念：不供居住，而供防御。作為要塞，它是中世紀生活的象征，如十字架般重要。在事事都以戀愛為要旨的《玫瑰傳奇》（Romance of the Rose）一書中，環繞“玫瑰”的城堡是核心結構，它必須被圍攻和滲透，以抵達性欲的目標。在現實生活中，所有的部署都證實了由暴力、進攻預測構成的事實，它刻畫了中世紀的歷史。城堡的前身是羅馬別墅，它一向不設防，以羅馬法律和羅馬軍團為壁壘。在帝國崩潰之后，以一系列混亂沖突、分崩離析形式出現的中世紀社會屈從于無核心、無效力的世俗權威。只有教會提供了一種組織原則，這正是教會成功的原因，因為社會無法忍受無政府狀態。
在騷亂之中，核心世俗權威開始在君主政體中慢慢凝聚，但一旦新勢力具有了影響力，它便一方面與教會，另一方面與貴族形成了沖突。同時，城鎮布爾喬亞正在形成自己的秩序，將自己的支持售賣給貴族、主教或國王，以換取作為自由“公社”（communes）的解放特許權。這些特許權用自由換取商業發展，這標志著城市第三等級（Third Estate）的興起。相互競爭的群體之間的政治平衡是不穩定的，因為國王手上沒有常備軍。他不得不依靠其諸侯的封建義務來實施有限的軍事活動，后來則通過有償服務的形式加以獲得。規則依舊是個人性的，源于土地的分封和效忠的誓言。支撐政治結構的紐帶不是公民與國家的關系，而是封臣與領主的關系。國家仍舊處于艱難的醞釀之中。
正如王室所知，庫西領地憑借其位于皮卡第中心的位置優勢，是“王國的管鑰之一”。皮卡第北部幾乎延伸到了佛蘭德斯（Flanders），西部至英吉利海峽（the Channel）和諾曼底（Normandy）邊境，是法國北部的通衢要沖。它的河流向南流向塞納河（Seine），向西流向英吉利海峽。它肥沃的土壤使其成為法國的主要農業區，牧場眾多，農田萬頃，森林密布，其間點綴著令人賞心悅目的零星村落。很顯然，最初的文明活動始于羅馬人。14世紀初，皮卡第為25萬戶、超過100萬人提供了衣食住行，這使它（而非南部的圖盧茲）成為法國唯一一個在中世紀的人口密度高于現代的省份。它朝氣蓬勃、獨立自主，它的城鎮是最早贏得公社特許權的城鎮。
庫西領地位于傳奇與歷史之間的陰影地帶，最初曾是教會的一塊封邑，據稱由法國第一位皈依基督教的國王克洛維（Clovis）于大約公元500年贈給了蘭斯的首位主教圣雷米（St. Remi）。克洛維國王在經圣雷米皈依基督教之后，將庫西版圖授予了蘭斯的新主教轄區，依照愷撒的做法為教會打基礎，正如君士坦丁大帝（Emperor Constantine）例行地為羅馬教會打基礎那樣。借助于君士坦丁的禮物，基督教既得以正式確立，又遭到致命的危害。正如威廉·朗蘭（William Langland）所寫的那樣：
當善意的君士坦丁向神圣的教會慷慨捐贈之時，
（以土地和租約、領主與仆從的形式）
羅馬人聽到一位天使在上方呼喊：
“今日教會已飲下毒液，
所有擁有彼得之力的人皆永遭荼毒。”
介于神圣與俗事之誘之間的沖突是中世紀的核心問題。當教會建立在物質財富基礎之上時，其充當精神領袖的聲明便永遠無法使其全體信眾深信不疑。教會積聚的財富越多，其破綻便愈加明顯和令人不安；它也無法解決此問題，只能在每個世紀都持續地更新懷疑和異議。
在最早的拉丁文獻中，庫西被稱為庫迪西亞卡姆（Codiciacum）或庫迪亞卡姆（Codiacum），據信它源于Codex和codicis，意為被砍去了樹枝的樹干，就如高盧人用以修建籬笆的東西一樣。在整個為時4個世紀的黑暗時代（Dark Ages），該地始終處于陰影之下。在910—920年時，蘭斯大主教埃爾韋（Hervé）在山上建造了第一座原始城堡和小教堂，修了道墻來防御古挪威人（Norsemen）入侵瓦茲河谷。來自山下的居民在主教的城墻中找到了庇護所，他們建造了上城區，后來它被稱為庫西堡（Coucy-le-Ch·teau），以區別于山下的庫西村（Coucy-la-Ville）。在那些窮兇極惡的年代，該區域始終是同樣好斗成性的貴族、大主教與國王之間的沖突之起因。對入侵者—南方的摩爾人（Moors），北方的古挪威人—的防御培育了一個堅忍不拔的武士階層，他們像對付外來者那樣樂此不疲而又兇猛殘暴地相互殘殺。975年，蘭斯大主教奧德里克（Oderic）將封邑割讓給一個名叫德厄德伯爵（Comte d’Eudes）的名流，后者成了庫西的第一任領主。有關此人，除了姓名之外，人們一無所知，但一在山頂立足，他便在自己的后代中生成了一股異乎尋常的力量和狂熱。
該王朝最初有案可查的意義重大的活動（宗教的而非作戰的）是奧布里·德·庫西（Aubry de Coucy）于1059年在山腳下修建諾讓圣本篤修會修道院（Benedictine Abbey of Nogent）之舉。相較于為永久禱告進行的普通捐贈，此舉規模更大，旨在既展示捐贈者的重要性，又買功邀賞以確保救贖。無論最初的捐贈是否像修道院心懷怨恨的吉貝爾院長（Abbot Guibert）在下一個世紀所抱怨的那樣少得可憐，教堂都欣欣向榮，并得到了來自庫西家族源源不斷的資金支持，存在時期比整個庫西家族都更加長久。
奧布里的繼承者昂蓋朗一世是個丑聞纏身的人，按照吉貝爾院長（正如在他的《懺悔錄》中所揭示的，他本人即是被壓抑的性欲的犧牲品）的說法，他沉湎于對女人的色欲。昂蓋朗愛上了洛蘭（Lorraine）領主之妻西比爾（Sybil），他被這種激情所左右，在他的堂兄弟、對他言聽計從的拉昂主教（Bishop of Laon）的幫助下，控告自己的發妻阿代勒·德馬爾萊（Adèle de Marle）犯有通奸罪，成功地與之離婚。此后，他在教會的許可下娶西比爾為妻。當時，西比爾的丈夫正在外作戰，而這位女士因與第三人通奸而有孕在身。據說她品行十分放蕩。
在這種墮落的家庭環境中，那位“暴怒之狼” 誕生了［用另一位大名鼎鼎的修道院院長圣丹尼斯的敘熱（Suger of St. Denis）的原話］，他就是托馬斯·德馬爾萊（Thomas de Marle），被拋棄的阿代勒的兒子，庫西家族中最聲名狼藉和殘暴兇狠之人。托馬斯痛恨將其父子關系擲于懷疑之地的父親，長大后參與了最初由西比爾那位被拋棄的丈夫發起的反對昂蓋朗的無休無止的戰爭。為這些私人戰爭而戰的騎士心懷激越的熱忱，使用單一的策略，包括盡可能多地殺死或殘害敵人手下的農民，破壞盡可能多的莊稼、葡萄園、工具、谷倉和其他財產，以便減少其稅收來源，進而毀滅敵人。結果，好戰的主要犧牲品是他們各自的農民。吉貝爾院長聲稱，在昂蓋朗對洛蘭的“瘋狂戰爭”中，被俘獲的人被剜去了眼睛，砍掉了雙腳，致使其后果在他（吉爾伯特院長）那個時代的該地區依然可見。私人戰爭是歐洲的天譴，人們一向認為，十字軍東征是種潛意識的發明，為的是通過發泄侵略欲，求取解脫。
當1095年為了第一次十字軍東征而進行的參加十字軍并解救圣墓（Holy Sepulcher）的大征兵到來時，昂蓋朗和他的兒子托馬斯雙雙參加了軍隊，帶著他們的宿仇抵達耶路撒冷，并懷著絲毫未減的相互憎恨重歸故里。庫西家族的盾徽即源于十字軍東征期間的一次功績，盡管其主人公是昂蓋朗還是托馬斯仍有爭議。兩人之中的一個帶著5個同伴，在未著盔甲的情況下遭到了穆斯林的突襲，他脫下自己那邊緣綴著松鼠皮的深紅色斗篷，將它撕扯成六份，做成可供辨識的旗幟，如此裝備起來，于是這個故事得以繼續下去，他們撲向穆斯林并殲滅了他們。為了紀念此事，徽章采用了盾形，上面設計了六道橫條紋，有尖角，紅白相間，用紋章學措辭來說，即“6條漢子，松鼠皮和赤色”（赤色即紅色）。
作為母親的繼承人，托馬斯繼承了馬爾萊和拉費爾（La Fère）的領地，將它們加入他于1116年繼承的庫西地區。桀驁不馴的他追求由敵對和搶劫構成的事業，指揮各種與教會、城鎮和國王作對的活動，用敘熱院長的話來說：“魔鬼在援助他。”他攫取女修道院的領地，折磨囚徒（據說他會系著男人的睪丸把他們吊起來，直到睪丸承受不住身體的重量而與身體分離），親自割開了30個發起反叛的布爾喬亞分子的喉嚨，將他的城堡變成了“龍巢和賊窩”，因此，教會開除了他的教籍。在他缺席的情況下，教會解除了他的騎士腰帶，下令皮卡第各教區在每周日都要誦讀針對他的咒語。國王路易六世（Louis VI）召集了一支攻打托馬斯的軍隊，成功地奪取了被他竊取的土地和城堡。最終，托馬斯證明了救贖的希望和對地獄的畏懼之正確，這兩樣東西數世紀以來給教會帶來了如此多的豐富遺產。他為諾讓修道院留下了慷慨的遺贈，并在普雷蒙特（Prémontré）附近又建造了一座修道院，于1130年壽終正寢。他結過3次婚。吉貝爾院長認為他是“他那代人中最窮兇極惡者”。
造就了像托馬斯·德馬萊這種人的，不一定是好斗的基因或仇父情結（這在任何世紀都可能發生），而是因缺乏有效的管束機制而恣意妄行的暴力習慣。
當政治力量在12和13世紀期間得到集權化時，歐洲的能量和才干正在以一種文明發展大爆發的形式得到積聚。在商業的刺激下，一股浪潮席卷了藝術、技術、建筑、學問、土地和海洋勘探、大學、城市、銀行和信用，以及豐富生活并擴大見識的各個領域。那200年是中世紀的鼎盛時代（High Middle Ages），在那期間，人們開始使用羅盤和機械鐘、紡車和腳踏織機、風車和水車；在那期間，馬可·波羅旅行到了中國，托馬斯·阿奎納（Thomas Aquinas）投身于知識的組織，大學在巴黎、博洛尼亞、帕多瓦和那不勒斯、牛津和劍橋、薩拉曼加（Salamanca）和巴利亞多利德（Valladolid）、蒙彼利埃和圖盧茲紛紛建立；在那期間，喬托（Giotto）在描繪人的感覺，羅杰·培根（Roger Bacon）在鉆研實驗科學，但丁在勾勒其對人類命運的設計，并用方言加以撰寫；在那期間，宗教以圣方濟各（St. Francis）的溫和布道和宗教裁判所（Inquisition）的殘酷嚴懲兩種方式得以表達，阿爾比十字軍（Albigensian Crusade）以信仰之名讓法國南部尸橫遍野，血流成河，而高聳入云的大教堂則拔地而起，拱門層疊，創造力、技術和信仰大獲全勝。
它們不是由奴隸所建造。盡管有限的農奴制仍舊存在，但農奴的權利和義務為習俗和法律上的追憶期限所固定，而且，與古代世界的情況不同，中世紀社會的工作是由其自身成員來完成的。
在托馬斯死后，庫西處于一個為期60年較受尊重的統領時期，當時的統治者是托馬斯的兒子昂蓋朗二世和孫子拉烏爾一世（Raoul I）。他們與王室合作，從而使自己的領地受益。他們分別響應了12世紀后續的十字軍東征，并相繼在圣地（Holy Land）喪命。也許是苦于這些遠征所帶來的財政緊縮，拉烏爾的遺孀于1197年將庫西堡的自由公社解放特許權賣了140里弗。
就其進程而言，這樣的民主化并不怎么像19世紀歷史學家臆想中的人類歷史上的那種向自由解放穩定前進中的一步，因為它是貴族熱衷于戰爭之行為的無意中的副產品。十字軍戰士得用武器、盔甲、高頭大馬來裝備自己和仆從，而這一切都花費不菲，所以假如能夠活下來的話，他回到家時通常都要比他離開家時貧困，或是使他的莊園變得不再那么富裕，尤其是因為，在第一次十字軍東征之后，沒有一次十字軍東征是凱旋和有所獲利的。既然不可能出售土地，那么唯一的來源便是出售公社特許權，或是將農奴的勞役和依附關系折換為貨幣地租。在12世紀和13世紀經濟大發展的過程中，商業利潤和農業剩余物資給市民和農民帶來了現金，使其可以購買權利和自由。
昂蓋朗三世被稱為“偉大的昂蓋朗”，他是庫西城堡和城堡主塔的締造者。在他統治期間，庫西的僭越之舉重現于世。作為1191—1242年間的領主，他在除庫西以外的六個封地上建造或翻修了城堡和防御墻，包括在圣戈班（St. Gobain）的一座城堡，它幾乎與庫西一樣巨大。他參與了阿爾比十字軍的大屠殺，在其他所有可參與的戰爭中大顯身手，像他的曾祖父托馬斯一樣，其中包括一場針對蘭斯主教轄區的戰爭，該戰爭的導火索是一場圍繞封建權利的爭論。他被指控占地毀林，捉拿村民，攻取大教堂的大門，將教堂元老（doyen）戴上鐐銬囚禁起來，使教士們苦不堪言。
當蘭斯大主教于1216年向羅馬教皇告狀訴苦時，昂蓋朗三世也被逐出教會。教會下令，一旦他出現，則該教區的所有宗教活動都得終止。生活在禁令之下的人會失去參加圣禮的資格，注定會下地獄，除非他悔過自新，得到赦免。在大多數情況下，只有主教才可解除禁令，在某些情況下，教皇也可那么做。在禁令實施期間，大批當地牧師理應每年兩到三次當著教眾之面，敲響喪鐘，點燃蠟燭，在地板上擺上十字架和彌撒用書，以圣父、圣子、圣靈、圣母以及所有使徒和圣徒之名向罪人發出詛咒。據說有罪之人將被斷絕所有社會和職業關系，但這一規定給大家帶來的不便是如此之大，以至于其鄰居要么借助于向其住宅扔石頭或其他手段來使他幡然悔悟，要么干脆無視禁令。在昂蓋朗三世的案例中，停止一切宗教活動是對社區的可怕判決，這使他于1219年進行了悔過之后安定下來，得到赦免。但這并不會撲滅他的世俗野心，因為他還在建造那座給巴黎蒙上陰影的巨大城堡。
他在大興土木方面的迫切之心受到了一場與自己君主之間的預期戰役的刺激，因為在未成年的路易九世、即未來的圣路易（St. Louis）在位期間，昂蓋朗三世曾率領一個貴族聯盟反對王室。如有些人所言，他甚至立志要自己當國王。他從母親阿利克斯·德德勒（Alix de Dreux）那里繼承了王室血統，她是腓力一世（Philip I）之女。他的城堡主塔意在超越盧浮宮的皇塔，被視為一種挑釁和有企圖的姿態。年幼國王的母親在攝政期內頂住了威脅，但庫西之主始終是一支需要對付的力量。他通過婚姻來積聚財富和國際地位。他的第一任和第三任妻子都是相鄰的貴族家族之女，她們給他帶來了位于皮卡第的額外莊園，而他的第二任妻子是馬奧·德薩克斯（Mahaut de Saxe），薩克森公爵（Duke of Saxony）獅子享利（Henry the Lion）之女，英格蘭的亨利二世（Henry II of England）與阿基坦的埃莉諾（Eleanor of Aquitaine）的外孫女，獅心王理查德（Richard the Lion-hearted）的侄女，后來成了神圣羅馬帝國皇帝的薩克森的奧托（Otto of Saxony）的姐妹。其中一位妻子為他生下的女兒嫁給了蘇格蘭國王亞歷山大二世（Alexander I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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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書資訊![遠方之鏡：動蕩不安的14世紀 [A Distant Mirror: The Calamitous 14th Century]](http://pic.book1993.com/Pic/uploadfile/Download/20171205161539543954.jp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