辛亥革命一向被認為是民族主義的革命，“驅(qū)除韃虜”更被視為革命的制勝法寶，但這種民族主義到底起到多大作用，民族問題是否真實存在或被扭曲；被視為“特殊利益集團”的清末皇族與旗人在這場革命中到底處于何等地位；革命的沖擊下，他們又遭受了何等的命運等等，這些都是之前史家所未深入探討或做忽略處理的。本書以清末皇族與旗人作為切入口，以獨特的角度深入剖析旗人群體在辛亥年中的所經(jīng)所歷，以更全面地展示革命年代中所不為人了解的歷史側(cè)面。
變，或不變，天下無三百年之王朝。
治，與不治，興衰罔替唯在一念間。
生存還是死亡，民心不順王朝傾。
天下自有氣數(shù)，皇族零落，旗人亂世自飄零。
革命大潮勢不可擋，末代皇族枯木難支。
王朝興替，潮來潮往，譜成一曲亂世悲歌。
鋒芒褪盡說八旗
明清鼎革之際，滿人奪取天下，不能不說帶有很大的運氣成分。以事實論，滅亡明王朝的并非滿洲八旗而是天災及由此蜂起的農(nóng)民起義軍，而在李自成建立大順王朝，吳三桂勾結(jié)清軍入關(guān)之際，很可能又是一場瘟疫讓大順軍喪失了戰(zhàn)斗力。從歷史偶然性的角度上說，“清取明而代之”很大程度上是一種借勢而為的機巧之舉。
當然，滿人的勝利雖有“乘人之�！钡南右桑淙腙P(guān)時不過20萬兵力，這說明八旗鐵騎確有可畏之處。所謂“八旗”，指的是“正黃、正白、正紅、正藍、鑲黃、鑲白、鑲紅、鑲藍”這八旗，其首創(chuàng)于清太祖努爾哈赤。但最初并非“八旗”，而只有四旗，即萬歷二十九年（1601年）創(chuàng)建的“正黃旗、正藍旗、正白旗、正紅旗”。14年后（1615年），因兵力擴張，努爾哈赤在原四旗的基礎上增設“鑲黃旗、鑲藍旗、鑲紅旗、鑲白旗”（所用旗幟在前四旗軍旗上加鑲邊），合為一般意義上的“八旗”。
“八旗制”很難說是一種創(chuàng)新，因為“兵民合一”的軍事組織一向是北方游牧民族的傳統(tǒng)，如蒙古人的“百夫長、萬夫長”、女真人的“猛安謀克制”等。如果說創(chuàng)新，努爾哈赤主要在中間層做得更扎實，那就是以女真人的牛錄制為基礎，每300人為一牛錄，五牛錄為一甲喇，五甲喇為一固山（固山即旗）。從兵力配置上說，一
旗即相當于一軍，而作為最基本作戰(zhàn)單位的牛錄相當于一個騎兵營，一個旗由25個牛錄組成，中間由甲喇作為連接。
最初的八旗，主要靠兼并其他滿洲部落而來，其中也加入了少量歸附的蒙古人及漢人。努爾哈赤建立“后金”后，隨著其領土的日益擴張，被征服而歸順的人口越來越多，至清太宗天聰九年（即明崇禎八年，1635年）正式建立蒙古八旗，后來又將俘獲或歸順的漢人依例建立漢軍八旗。由此，八旗實際上是由滿、蒙、漢三個民族組成，而所謂“八旗”，實際上應為“二十四旗”。
八旗中，滿、蒙、漢的數(shù)量比例并不相等，以入關(guān)后的京師八旗為例：滿洲八旗占53%，漢軍八旗占32%，蒙古八旗占15%。如果算上京師之外的八旗，滿洲八旗則占到60%以上。由此也清楚地證明，保證滿洲八旗的優(yōu)勢地位是歷代清朝統(tǒng)治者的既定國策之一。蒙古八旗中，以科爾沁部（孝莊太后即出于此）、察哈爾部加入最早也最為重要，后來又有額魯特部、巴爾虎部等相繼加入。相比漢軍旗，蒙古八旗因歸順較早，加上外蒙古與清廷的戰(zhàn)略結(jié)盟關(guān)系，蒙古八旗與清廷的關(guān)系更加緊密一些。清朝前期的皇后及王爺福晉大多出自蒙古部落，滿蒙通婚既是慣例，也是一種統(tǒng)治手段。
漢軍八旗最初是由遼東被虜獲的漢人組成。清軍入關(guān)后，在征戰(zhàn)過程中俘獲或投降的漢人軍隊（包括后來“三藩之亂”中的漢兵）也被編為漢軍八旗。這些漢人軍隊，實質(zhì)上是跟著滿人打天下的“從龍之師”，他們在編為漢軍八旗后，又很大程度上引領了滿人的漢化過程。不過，同樣值得關(guān)注的是，漢軍同時也受到八旗制度及滿人習慣的影響，他們在經(jīng)歷了一個“滿化”的過程后與普通漢人已有明顯差別。在一般漢人看來，他們更像是“旗人”而不是漢人。
除滿人、漢人、蒙古人之外，八旗中還有其他民族，如朝鮮人及東北的“新滿洲人”�！靶聺M洲人”指的是生活在大興安嶺兩側(cè)（東至西伯利亞，西至蒙古大草原一帶）的通古斯語族，如赫哲人、庫雅喇人，還有混合了蒙古與通古斯語的部落，如索倫、錫伯、鄂倫春、達斡爾人。這些游牧或漁獵部落在歸順清廷后也相繼被“滿化”，如乾隆年間被調(diào)派到新疆戍守的錫伯族人。他們是目前唯一使用滿語作為日常語言的少數(shù)民族（關(guān)于錫伯族人的這段歷史，可參考傅查新昌先生所著的小說《秦尼巴克》）。除此之外，八旗中還有俄羅斯人（雅克薩之戰(zhàn)后）、回人（平回亂后），清中期時一度還有藏人歸入。從脈絡上看，八旗的擴張主要與征戰(zhàn)相關(guān)，但在清廷建立穩(wěn)固統(tǒng)治之后，八旗不再進行大規(guī)模的擴充，因而滿、蒙、漢才可以稱得上是八旗的主體成員。
八旗中還有一個特殊的群體，即所謂的“包衣”。在滿語中，“包衣”的意思為“奴仆”，這部分人主要由歷次戰(zhàn)爭中的俘虜及因犯罪受懲罰的旗人組成，他們在旗籍上被列入另冊，且為世襲群體。也就是說，如果他們的上一代是“包衣”，通常情況下，他們及后代也將一直是“包衣”身份。“包衣”不是八旗中的獨立組成部分，而是屬于其主人所在的旗。如皇帝的“包衣”屬于“上三旗”（正黃旗、鑲黃旗、正白旗），歸內(nèi)務府管理，主要擔任皇宮中的各種勤務，而其他王公貴族的“包衣”屬于“下五旗”。據(jù)《清史稿》的統(tǒng)計，“包衣”佐領共115人，即有115個牛錄。
需要指出的是，“包衣”雖然名義難聽且其從事的都是瑣碎的后勤廝役工作，但他們在一些事務上往往起到重要的“中間人”作用。所謂“近水樓臺先得月”，這些人往往比普通旗人更容易獲得上升或發(fā)財致富的機會。比如曹雪芹的祖父曹寅即正白旗“包衣”出身，但他是康熙皇帝的親信，長期掌管內(nèi)務府下屬的“肥差”——江寧織造。而且，“包衣”可以參加科舉考試，也可以當官。他們中的一些人甚至當上了大學士、總督之類的高官，如康熙朝正白旗下的“包衣”李士楨，后官至廣東巡撫；再如同治朝的湖廣總督官文和光緒朝的兵部尚書立山，他們都出身于內(nèi)務府下的“包衣”。不過
有一點，無論這些人當上了多大的官，他們與原來的主人之間仍是主仆關(guān)系，而且要聽候主人的傳差。
除“包衣”外，旗人社會中還有一類邊緣群體，即“戶下人”。戶下人通常指八旗宗室或官員的家中奴婢、莊田的莊丁或差丁，他們不屬于旗籍而附屬于主人名下。這類群體的來源，有些是入關(guān)前被擄掠而來的漢人，有些是買賣而來的人口，另一部分是入關(guān)后因土地被圈占而投充而來的莊丁等。
從管理上說，每一旗下設立一名都統(tǒng)（滿語稱“固山額真”，從一品），兩名副都統(tǒng)，正副參領（滿語稱“甲喇額真”）各5人。都統(tǒng)衙門設在京師，滿蒙漢八旗共設24處。各省的駐防八旗，凡兵員2000名以上的設立將軍衙門，共13處，以滿洲王公或親信大臣兼任（從一品）。八旗中的中級將官為參領（正三品，駐防八旗中則稱協(xié)領），位在副都統(tǒng)之下，佐領之上，每旗下設5名。駐防八旗除設協(xié)領之外，另設獨立的城守尉（正三品），其兵員大多在數(shù)百人，以負責重要府州防衛(wèi)（全國共16處）。
參領以下的佐領（正四品），滿語稱之為“牛錄額真”或“牛錄章京”，這是八旗中最重要的基層官員。旗人的一切事務包括出征、糧餉、戶口、田宅、兵籍、訴訟乃至選秀等均由佐領辦理。其戰(zhàn)時為領兵官，平時為行政官，有點類似于“大家長”的角色。佐領在各旗中的人數(shù)不等，少則七八十人，多則九十多人，其職位多世襲。佐領以下，還設有領催、驍騎校等職，以協(xié)助佐領管理旗內(nèi)事務。
作為軍事單位，八旗的主體成員為兵丁，其中包括馬甲（即騎兵，又稱驍騎）、步甲（步兵）及養(yǎng)育兵等。需特別指出的是，并非所有男性旗人都能披甲當兵，要想吃上這碗飯，尚需長期訓練并經(jīng)過嚴格的考選。隨著人口的不斷增長，清末八旗兵丁約占成年男丁的十分之一甚至更少。換言之，旗兵比例只有總?cè)藬?shù)的二十分之一（因兵額基本不變，其比例隨著旗內(nèi)人口的增加而不斷下降）。但是，
這些人并不是旗人的全部，除了軍官和兵丁之外，眾多的家屬、匠役及行政機構(gòu)也是八旗的重要組成部分。
清朝坐穩(wěn)江山后，八旗主要分為兩類，一為京師八旗，一為駐防八旗。京戲《梅隴鎮(zhèn)》中，風流天子正德皇帝有句臺詞，“北京是大圈圈套著小圈圈，小圈圈套著黃圈圈”，等到清軍進入京城后，原住在內(nèi)城的漢民均被強令遷至南邊的外城，騰出來的房屋分給了八旗官兵及其家屬。清初至中期，京師八旗兵力約10萬，按駐守范圍分別為：正黃旗駐德勝門內(nèi)一帶，鑲黃旗駐安定門內(nèi)一帶，正白旗駐東直門內(nèi)一帶，正紅旗駐西直門內(nèi)一帶，鑲白旗駐朝陽門內(nèi)一帶，鑲紅旗駐阜成門內(nèi)一帶，正藍旗駐崇文門內(nèi)一帶，鑲藍旗駐宣武門內(nèi)一帶。大體而言，兩黃旗駐扎內(nèi)城北部，兩藍旗駐扎內(nèi)城南部，兩白旗、兩紅旗則位于東、西兩廂。各旗的駐防區(qū)內(nèi)，滿洲八旗駐地靠近皇城，蒙古八旗中間，漢軍旗居于外側(cè)。在這樣一個布局下，北京內(nèi)城實際變成了一座層層設防的大兵營。
從兵種上說，京師八旗設有前鋒、護軍、親軍、步軍、火器五營，康熙、乾隆年間又增設了健銳營、相撲營、虎槍營等特種兵部隊。就基本職能而言，前鋒營擔任出征任務；護軍營擔任扈從護衛(wèi)任務；親軍營是皇帝親率，由領侍衛(wèi)內(nèi)大臣總管；步軍營負責京師防守與治安；火器營是配備有鳥槍等火器的特殊軍隊。從人數(shù)上說，90%的駐京八旗均在內(nèi)城，只有外三營（即圓明園護軍營、外火器營和健銳營）在頤和園及園寢等處。據(jù)統(tǒng)計，清末駐京八旗人數(shù)約在13萬人左右，如果把“包衣”也算進去，大概有15萬人。
駐防八旗通常在10萬人左右，其主要為滿洲八旗及蒙古八旗組成（只有東三省和廣州、福州有漢軍八旗），其中盛京、西安、荊州三地八旗人數(shù)超過5000人，分別為7000、6500、5700人。根據(jù)其駐地的重要性，駐防八旗又分為畿輔、東北、西北和其他地區(qū)。按《大清會典》，畿輔八旗主要駐扎在京師周圍的直隸地區(qū)，有25
支駐防部隊，編為54佐領，共14238人，其中最大的一支為察哈爾都統(tǒng)管轄的蒙古八旗（120佐領，共10800人），其次為駐密云（2100人）及駐木蘭圍場（1000人，由熱河都統(tǒng)統(tǒng)轄）的滿洲八旗。另外，兩處皇陵（東陵、西陵）由1460人的旗兵護衛(wèi)。
東北有44支駐防部隊，共338佐領，35361人，其中“新滿人”如達斡爾、索倫、鄂倫春及巴爾虎的游牧旗兵尚未計入；西北有8支駐防部隊，119佐領，共15642人，最大的一支為伊犁將軍管轄，共40佐領，其中包括了調(diào)防的索倫、達斡爾、錫伯族旗營；其他地區(qū)主要是漢人區(qū)，共306佐領，39879人。在分布上，華北平原設在青州、德州和開封；西北地區(qū)為西安、太原和綏遠（呼和浩特），江南、華南一帶則設在江寧（南京）、鎮(zhèn)江、杭州、乍浦（近寧波）、荊州、成都、福州與廣州。這些省份中，湖南、江西、安徽、貴州、廣西無八旗駐防。根據(jù)清末的統(tǒng)計數(shù)字，91支地方駐防部隊總計兵力11萬，加上京師八旗則所有的八旗兵力約26萬人，按旗兵占旗人比例的二十分之一計算，這與清末旗人的數(shù)量500萬大致吻合（占全國人數(shù)的1%）。
根據(jù)區(qū)域的戰(zhàn)略地位，駐防八旗分為將軍級、副都統(tǒng)級、城守尉級和防守尉級四等。其中將軍級的駐防兵額大，駐防地也多設在省會或邊境重鎮(zhèn)。副都統(tǒng)一級的駐防地則大多設在重要城鎮(zhèn)和戰(zhàn)略要地。這些軍隊與60余萬綠旗兵（由漢人組成）共同擔負了內(nèi)地的軍事戍守任務（滿洲不設綠營）。但兩者有一個重大差別，那就是八旗集中而綠營分散；在待遇上，綠營也要低于八旗。
八旗作為清朝的特殊群體，清廷給予了八旗非同一般的優(yōu)待。早在順治元年，清廷即下令，“凡八旗壯丁，差徭、糧草、布匹，永停輸納”，換句話說，他們除世代相襲的兵役之外，其他義務一概全免；順治二年，清廷又制定賑濟八旗的條例，從各方面對旗人給予優(yōu)待。清軍入關(guān)后的數(shù)十年中，曾按關(guān)外模式在京畿五百里內(nèi)跑馬
圈地，然后以“計口授田”的方式分配給八旗官兵，即所謂“旗地”。每個旗丁分地30畝，不納糧但也不準買賣，以期他們保持昔日“出則為兵，入則為農(nóng)；耕戰(zhàn)二事，未嘗偏廢”的傳統(tǒng)。但京師八旗主要駐扎在內(nèi)城，他們既不擅長農(nóng)耕，實際上也做不到“兵農(nóng)兩顧”，因而這些旗地大多是交給“包衣”佐領們管理而由當?shù)貪h民耕種交租。
有限的租稅不足以養(yǎng)活旗人家小，清廷隨后又確立兵餉之制，其規(guī)定：凡成丁男子挑取披甲者，每名每月由朝廷發(fā)給一定數(shù)量的餉銀與餉米，同時也發(fā)給口糧贍養(yǎng)家屬，“七歲以上即食全體，六歲以下為半口，減半給糧”。由此，八旗官兵上至都統(tǒng)下至士兵，都可以按時領取規(guī)定數(shù)額的俸祿。按八旗制度，俸銀每月發(fā)放，祿米每季發(fā)放一次，舉例而言：都統(tǒng)每月俸銀為180兩，祿米每年90石；參領每月俸銀130兩，祿米每年65石；佐領俸銀每月105兩，祿米每年52石5斗；步軍校俸銀每月80兩，祿米每年40石；驍騎校、親軍校、前鋒校、護軍校每月俸銀60兩，祿米每年30石；步軍、護軍、前鋒、親軍營兵丁每月俸銀為4兩，祿米每年4石8斗；馬甲每月俸銀為3兩，祿米每年4石8斗；步甲每月俸銀為2兩，祿米每年4石8斗。除此之外，八旗官兵還享有其他經(jīng)濟優(yōu)待，如婚禮和喪葬時可以領取一定津貼；如受傷或因病退役，其余生可每月領取1兩的撫恤金，在本人去世后，其遺孀仍可領取一半的撫恤金，遺孤也可以獲得一定的資助。
在《清末最后十年的平滿漢畛域問題》一文中，學者遲云飛總結(jié)了滿、漢在社會職務方面的四大區(qū)別：一是官分滿漢，滿人可任漢缺，但漢人不能任滿缺（如都統(tǒng)、將軍等），同一職務如尚書、侍郎，滿人的權(quán)力大于漢人，高級別的職務也是滿人多于漢人；二是滿漢不婚；三是滿人只能為職業(yè)軍人，不準從事其他生產(chǎn)，其生活全靠清廷財政供應；四是適用法律不同，滿人犯罪，審判機構(gòu)也是單獨的。
為擴大旗人的做官途徑，一般旗人除通過科考入仕外，還有其他各種機會做官，如康熙十年曾規(guī)定，“八旗滿洲監(jiān)生識滿漢字者，考試翻譯；只識滿字，考試繕寫。優(yōu)者授為正八品，以部院筆帖式補用”；雍正元年，鑒于滿洲進士、舉人出身的翰林無升轉(zhuǎn)之途，又制定了“推升”之令；乾隆二年，“滿洲進士依甲等名次選用知縣”，等等。
當然，為籠絡漢人士子，旗人在科舉上不點狀元（榜眼與探花亦極慎重），終清一朝，唯一的例外是同治年間出身于蒙古正藍旗的崇綺曾中過狀元�？婆e上雖略有限制，但旗人可以考翻譯、挑侍衛(wèi)，加上其人口基數(shù)小，官途上要比漢人寬廣許多。據(jù)統(tǒng)計，清朝268年中的滿漢總督比例為滿57%，漢43%；巡撫為滿48%，漢52%；布政使為滿28%，漢72%；知府為滿21%，漢79%；知縣中滿人較少，只有6%。由此可見，越到高層，旗人所占的比例就越高，中下層官員特別是基層官員則以漢人為主。中央六部中，清廷實行滿漢尚書制，即每部各設一位滿尚書和一位漢尚書，侍郎也是如此。這種狀況，直到太平軍起義后才有所改變，滿總督降為35%，巡撫降為22%，但中央各部則變化不大。
在獲得優(yōu)待的同時，清廷也給八旗設立了很多限制，如旗人不準經(jīng)商務農(nóng)，除當兵當差外不準從事其他任何職業(yè)（即便閑散旗人也不準），也不準隨意離開駐防地（無遷居權(quán)力）。為保持八旗的戰(zhàn)斗力并防止旗人被漢化，清廷制定了一系列“旗民分治”的措施，如“旗民不交產(chǎn)、旗民不通婚、旗民不同刑”等。在其僵硬的制度下，旗人在戶籍、住址、田產(chǎn)、營生、訴訟等方面都與一般漢人有著不可逾越的界限。不過在旗人內(nèi)部，則無論滿洲、蒙古還是漢軍，都可以相互通婚，相互交產(chǎn)，一視同仁。從某種意義上來說，清廷是用八旗制度打造了一個“鐵桿”的支持力量，而作為“復合民族”的八旗群體，實質(zhì)上是以滿洲人為核心但又包括漢族、蒙古族、朝鮮族、錫伯族等民族的利益共同體。
“旗民”之間不僅在權(quán)利上有差別，而且有一道實實在在的障礙，即所謂“滿城”。旗人當中，除很少一部分人出去做官當差外，絕大多數(shù)的普通旗人都被圈在城內(nèi)的兵營之中。按清朝規(guī)定，凡駐防于各大城市的八旗官兵，都另設“滿城”駐扎，而不得與當?shù)厝嘶熳�。大體上說，滿城可分為兩種，一種在原有城池中劃出一片供八旗官兵居住，如西安、南京、福州、廣州、杭州等，區(qū)域劃定后，原漢人居民全部遷出，再修建一道新的城墻以分隔滿漢；另一種則是在原有舊城之外選擇一片空地另建新城，如青州、綏遠、銀川等，以使旗兵與當?shù)匕傩栈ゲ幌鄶_。
中國古代兵役制度，有募兵、征兵、世兵等不同類別。通常來說，北方游牧民族多為族兵制，如契丹人、女真人、蒙古人及滿人；明朝先是世兵制，即軍戶制，后改為募兵制；清朝后，八旗實際上是一種族兵制，綠營開始是募兵制，后因長時間駐扎一地，便演化成某種程度上的世兵制。與綠營一樣，八旗其實也是一種變相的世兵制或者說世襲的軍戶，這種擁有朝廷固定薪俸的職業(yè)，一般為特殊人群所壟斷，圈外人很難染指。
當然，“旗民分治”也不盡是壞處。一度追隨孫中山參與革命的書法家汪東曾說：“昔者八旗特設制度示與齊民異，不事生產(chǎn)，唯待供給于漢族，雖為民病，猶特消耗其辛苦所得于無用耳，未嘗與民爭利�！薄捌烀穹种巍钡木売桑粍t是兵制，二來也是為了防止“與民爭利”，以免重蹈當年金朝“猛安謀克”制下軍功集團強奪人民土地財產(chǎn)的弊病。就這點而言，汪東曾的話尚屬公道。
八旗入關(guān)時本為強悍之師，清廷的種種措施也是希望旗人聚合成一個特殊的軍事集團，以長久保持旗人的勇武精神并讓清廷統(tǒng)治更久。但事與愿違的是，清廷對八旗的“包養(yǎng)”政策最終令旗人成為“不士、不農(nóng)、不工、不商、不兵、不民”的特殊利益人群。清朝建立數(shù)十年后，八旗即喪失銳氣，他們不再是帝國的軍隊主力，而僅僅是作為征服者的象征存在。
1799年，嘉慶在一道上諭中對此深感憂慮：“朕于甲辰年（乾隆四十九年）隨駕南巡至杭，營伍騎射皆所目睹。射箭箭虛發(fā)，弛馬人墮地，當時以為笑談，此數(shù)年來果能精煉乎？”6年后，嘉慶再次訓誡：“各省營員大者養(yǎng)尊處優(yōu)，小者偷安徇利，當募補兵額之時，即不認真挑選，率以市井游惰之徒充數(shù)，及入伍以后，又不勤加訓練，其所謂按期操演者，不過列營布陣，炫耀觀瞻，循行故事而已。”時人昭梿更是在《嘯亭雜錄》中記載，守衛(wèi)宮門的侍衛(wèi)們平時并不攜帶武器，“每夏日當值宿者，長衫羽扇，喧嘩嬉笑”，圓明園侍衛(wèi)“乃竟日裸體酣臥宮門之前”。
鴉片戰(zhàn)爭前夕，鴻臚寺卿黃爵滋曾這樣描述京城八旗：“近見有三五成群，手提雀籠雀架，終日閑游，甚或相聚賭博。問其名色，則皆為巡城披甲，而實未曾當班，不過雇人領替，點綴了事�！逼毂绱耍豕F族也是如此。光緒朝的怡親王溥靜當時就鬧了個笑話，他老人家為免去佩刀的累贅而發(fā)明了一招，刀鞘里無刀而只有刀把兒，這樣一來，重量是大為減輕，尚武精神可就蕩然無存了。作為昔日的軍功階層與清王朝的支柱，這些八旗后裔在清朝兩百多年后早已墮落為無用的雞肋，其“睹旌旗而色變，聞鼙鼓而心驚”，非但無任何軍功可言，也實在無事可做。
19世紀中葉，清廷支出的軍費高達3000萬兩白銀，八旗與綠營平分秋色。在很大程度上，八旗、綠營并沒有作為主要的作戰(zhàn)力量出現(xiàn)，而是作為“軍費”享用者的角色出現(xiàn)。太平之役后，作為“立國之本”的他們實質(zhì)上成了清廷的負擔而不是其他。如甲午戰(zhàn)爭時期，包括防軍、練軍、地方勇營的前線軍隊約36萬人，而數(shù)量大體相當?shù)陌似臁⒕G營卻只能在一旁觀戰(zhàn)。
當然，在兩次鴉片戰(zhàn)爭和鎮(zhèn)壓太平軍起義的過程中，一些旗兵的表現(xiàn)也可以稱得上英勇，但結(jié)局大體都敗得很慘。如鴉片戰(zhàn)爭中乍浦的旗兵曾奮勇抵抗，戰(zhàn)敗后城內(nèi)旗人多自殉身亡；太平軍攻下南京后，大約有3萬旗人被屠殺，后來的杭州之役也是如此，大約1萬人被殺死或自殉。在嘉慶、道光年間的張格爾之亂及同光年間的阿古柏之亂中，前往平叛的東北旗兵和西北旗兵也損失頗大。
隨著戰(zhàn)爭的結(jié)束和社會的長期安定，八旗軍隊在承平歲月中悠閑度日，久而久之，刀槍入庫，任其銹跡斑斑，格斗、射箭等技藝也日益荒廢。近代以后，隨著熱兵器的迅猛發(fā)展，這些古老的技藝更是成了無用之技。加之職業(yè)和駐地的限制，大多數(shù)旗人變得游手好閑，無所事事。他們在吃喝玩樂、養(yǎng)鳥唱戲等方面或有建樹，但嫻長騎射、勇猛善戰(zhàn)的民族特性卻日漸喪失，戰(zhàn)斗力也大為減弱，與其說他們是“軍隊”，倒不如說他們是“市井游民”來得更恰如其分。
從某種意義上說，清廷對滿人的優(yōu)待是一種“甜蜜的桎梏”，發(fā)展到最后，所謂“旗人”，即閑人也。旗人社會的空心化還不是最要命的，就王朝的命運而言，作為金字塔頂尖的皇族空心化才是最致命的。在慈禧太后當政的近半個世紀中，皇宮里再也沒有聽到嬰兒出生的哭聲。這種史無前例的宮荒，在整個清朝歷史上都不曾出現(xiàn)過，而這大概就是歷史上所說的“氣數(shù)已盡”吧。
金滿樓，原名金松，作家、近代史研究者。江西峽江人，現(xiàn)居上海。目前已出版《辛亥殘夢》、《門檻上的民國》、《退潮的革命》、《北洋往事》、《女人當國》、《民國原來是這樣》等十余部作品，曾于2010年受邀擔任湖南教育電視臺《湖湘講堂》十七集《北洋軍閥秘史》電視講座主講人。
壹 宮荒：
王朝的氣數(shù)已盡
1 御史尸諫：皇位世系不能說亂就亂／ 002
2 皇帝被坑：“圍園殺后”中的驚天密謀／ 009
3 光緒之死：千古疑案中的合理邏輯／ 019
貳 新貴：
權(quán)在手來把令行
1 新君繼位：為什么是溥儀／ 030
2 隆裕：皇后終于熬成了太后／ 038
3 攝政王：載灃上任一把火／ 050
4 軍權(quán)在握：打虎還得親兄弟／ 059
5 靠邊站的學問：親貴見用賢才棄／ 069
6 授人以柄：“皇族內(nèi)閣”大敗筆／ 079
叁 旗人：
革命政治下的犧牲品
1 歷史負資產(chǎn)：九世之仇終不忘／ 090
2 舉火者:“揚州十日”的真?zhèn)沃妫?102
3 旗人很窮：“鐵桿莊稼”叮當響／ 118
4 滿漢畛域：長痛，還是短痛／ 129
5 動員令：驅(qū)除韃虜?shù)淖饔门c反作用／ 140
肆 風暴：
亂世誰顧小民哀
1 喋血的革命：這一切看起來并不美／154
2 抵抗與反攻：革命碰到硬骨頭／167
3 和平之路：越激烈的反而越寬容／177
伍 風暴過后，一地雞毛
1 祖宗啊祖宗：清帝退位的瞬間／190
2 注定沒落：共和下的皇族們／199
3 遜帝溥儀：末代皇帝的成長與孤獨／212
4 各顧各命：旗人的亂世飄零／220
余論：驅(qū)除韃虜?shù)轿遄骞埠偷你Ｕ撆c常理／235
附錄：清末民初旗人大事記／243
參考文獻／248
后記／2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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