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書從思想史角度切入，以科學主義思想對唯物史觀在中國早期傳播的影響為主線，在介紹五四運動前后科學思潮傳播概況的基礎上，分別分析科學主義中的唯物主義、進化主義和實用主義對于中國先進分子選擇、接受、初步闡釋唯物史觀的理論中介與橋梁作用，以及中國先進分子將科學主義與唯物史觀結合后的初步實踐，指出中國先進分子將科學主義與唯物史觀合二為一的理論探討與實踐，既促進了馬克思主義在近代中國的廣泛傳播，又為中國共產黨領導的革命提供了科學理論支撐。
朱熹四書學是以儒家典籍為文本對人的一種解讀，目的在于探究人之所以為人、人之所必然之故以及人之所當然之則。可以說，朱熹四書學實際就是人學（就人自身而言）、政治學（就人與社會而言）、倫理學（就人與人而言）的結合體。朱熹對哲學的涉足源于幼年時期潛移默化地理學熏陶，對哲學的探究則是源于對儒學精神血脈之所在的為己之學的探求。而為己之學顯透著的道德動機又關系著天下之安危，于是，在宋代特殊的社會歷史時期，逐漸形成了一種以道德動機和道德理性作為治國安邦、家國長治久安的救世之道。所以，在家學和時代思潮的影響
《五峰集》五卷，為南宋著名學者胡宏文集，為胡氏季子胡大時所編。全集有詩一卷，為其平生詩作雜詠，大體能見其平生志向，如其《寵辱》一詩，“消磨利欲十分盡，免得臨機剖判難”；《書》一卷，可見其平生交游，及其自強不息、窮理致用的治學主張；雜文一卷，其中《中興業》八篇反應其在政治上關心國家興衰、民生吏治的政治主張；《皇王大紀論》一卷，從《洪荒訛真》到《孟子辟楊墨》近八十篇，從天地鴻蒙初判、女媧補天，評述到商鞅變法，其史學觀頗有見地；學術論著一卷，為其對《周易》《論語》《孟子》三部經書中重要名詞的個人經解。
本書內容講述: 中國特色宏觀調控是中國經濟學的重要組成部分, 具有宏觀政策“三策合一”的一般特征, 借鑒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瑰寶《道德經》中的治理思想, 可以充分發揮中國獨特優勢, 可以更好地回答中國式現代化新征程中時代和實踐提出的中國經濟重大問題。借鑒《道德經》以創新和完善中國特色宏觀調控, 是落實黨中央提出的要把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同中國具體實際相結合、同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相結合的有益探索。具體而言, 宏觀調控需要采取規則化宏觀調控和敬畏“道”的力量; 需要更加重視“德”的作用; 需要不斷
《管子》一書舊題為管仲所撰，其文主體為戰國中后期稷下學宮學者及后世管子思想研究者們整理而成。全文共八十六篇，現僅存七十六篇，分為八類：《經言》《外言》《內言》《短語》《區言》《雜篇》《管子解》《管子輕重》。內容包羅萬象、思想豐富，涉及政治、經濟、軍事、哲學、宗教及自然科學等諸多方面，是一部匯聚百家學說的著作。同時，它不僅是一部中國先秦時期政治家治國、平天下的大術大法，對于今人，更是治國理政、農業生產、軍事指揮、為人處世、經營管理等方面的指導性全書。
本書情景劇式還原了《論語》中的故事，有《論語》的內涵，卻沒有《論語》的艱澀，內容包括七輯：子貢的故事、子路的故事、孔子在魯國、孔子周游列國、隱士大團圓、孔子與弟子、孔子私家像。
《道家文化研究（第三十五輯）》主要按照道教義理的當代視角和儒道思想研究兩個欄目，收錄了陳鼓應《張載的理論建構及其道家觀念叢》、盧國龍《貫通源流的道教核心教義》、章偉文《芻議道教教義的傳承、創新之維》、王闖《近代城市發展中的道教變革》、吳展良《荀子的思想體系新探》等十二篇論文，以及沙畹、康德謨、賀碧來、沃爾法特四人分別有關《史記》、《列仙傳》、《紫陽真人內傳》、《老子》研究的四篇譯稿和關于《齊物論釋疏證》一書的一篇書評，從不同側面對道家道教和儒家經典做出新的考察。
《道家的智慧》包括兩本教材：《老子的智慧》《莊子的智慧》。《老子的智慧（上冊）》，依托《道德經》構建全新的老子思想體系，將老子的智慧總結為以下九個專題：一本書、兩個字、三件寶、四個不、五形象、六知守、七正道、八綱要、九字訣。一方面，堅持以經解經，立足原典，向讀者介紹老子其人、其書、其道；另一方面，引用豐富例證，并予以精準評析，幫助讀者理解道家的核心概念如道、德、虛弱、不爭、有無。本教材對于了解老莊哲學、學習道家智慧、傳承中國文化，具有奠基性作用與啟示性價值。
本書從弘道、至德、好禮、從周、仁愛、行義、正直、德政、身正、大臣、出仕、士人、天命、君子、智明、孝敬、忠信、敏求、談古、說今、教誨、學習、生死、棠棣、無隱、弟子、弟子、為人、木鐸等33個話題, 聯系春秋時代的政治制度變遷、土地與人口問題對思想文化的影響, 記錄自己學習《論語》思想的心得, 并聯系現實提出自己的思考和新見解, 意在與讀者一起討論、學習, 并求教于方家。
《儀禮章句》十七卷，清吳廷華撰。《儀禮》經文本身較為難懂，朱熹《儀禮經傳通解》和張爾岐的《儀禮鄭注句讀》，都是注《儀禮》的經典之作，但這兩部書對于初學者來說，依然很難。吳廷華的《儀禮章句》借鑒了了朱熹的節次分章；句讀、注釋方面，又吸收了張爾岐的注釋成果和王文清“專以句讀為主”的特點；校勘方面，意識到監本與石經本各有脫誤，十分重視經文校勘；于《喪禮》方面，增入了歷代制度，尤為詳審。《儀禮》一書主要記述行禮儀節，內容似涉枯燥，但可謂“三禮”之本，但作為十三經之一的《儀禮》在歷史上直到清康熙之后才逐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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