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通過對近30年的中國綜合社會調查數據的分析，在區域差異結構框架下，對改革初期和改革深化期表現出的不同影響模式進行多元、綜合的理論分析和評價，揭示中國教育現代化的特點，這一研究，有利于加深對我國經濟社會改革和教育領域改革的認識，對國家區域教育改革政策有著積極的啟示意義。
魏延志，社會學博士學位。在上海市教育科學研究院從事教育理論與政策研究。主要研究興趣為社會分層與社會流動、教育社會學、教育政策。在核心期刊發表學術論文多篇，合作出版專著多種，作為項目負責人完成上海市教委委托的“新形勢下上海在長三角地區教育協作中的發展定位與行動策略研究”一項。
第一章 導論001
第二章 文獻回顧010
第一節社會分層與教育不平等010
一、 教育的技術功能論011
二、 教育的社會沖突論015
第二節教育擴展與教育不平等021
一、 地區經濟社會發展與教育發展關系021
二、 教育擴張的極限023
第三節關于教育不平等的相關研究025
一、 國外相關研究025
二、 國內相關研究034
第四節現有文獻評論043
第三章 中國社會階層分化與教育制度變遷046
第一節中國社會階層結構變遷與區域差異046
一、 中國社會階層結構變遷046
二、 中國社會階層結構與區域間差異051
第二節中國教育擴張與教育制度變遷054
一、 教育規模擴張的階段性特點054
二、 教育制度的變遷056
第三節理論建構058
一、 區域差異與發展背景059
二、 制度主義與教育選擇064
第四節改革初期與改革深化期教育不平等的區域差異066
一、 改革初期（1977—1991年）影響教育不平等的機制066
二、 改革深化期（1992—2006年）影響教育不平等的機制069
第四章 研究設計072
第一節研究方法072
一、 分析所使用的數據072
二、 資料分析方法073
第二節主要變量測量073
第五章 個人受教育年限的不平等與區域差異079
第一節基本假設和分析策略083
一、 基本假設083
二、 分析策略084
第二節個人受教育年限不平等的區域差異分析086
第三節結果與討論099
第六章 高中與大學升學轉換中的不平等與區域差異102
第一節教育轉換基本情況105
第二節基本假設和分析策略107
一、 基本假設107
二、 統計模型與分析策略108
第三節研究發現111
一、 高中升學轉換中的教育不平等與地區差異111
二、 大學升學轉換中的教育不平等與區域差異124
第四節研究結論與討論137
一、 高中升學轉換中的不平等出現下降趨勢137
二、 大學升學轉換中的不平等出現上升趨勢138
第七章 結論、創新與未來研究142
第一節實證研究的基本結論142
一、 改革以來我國教育不平等的區域差異呈上升趨勢142
二、 教育不平等的地區差異是多種因素作用的結果144
第二節對研究結論的理論反思146
一、 教育擴張與經濟社會發展的關系146
二、 教育不平等微觀理論的缺陷147
三、 社會階層分化加劇是教育不平等的重要原因148
第三節潛在貢獻150
一、 實現宏觀結構因素與微觀個人因素的連接150
二、 地區差異的視角可以發現區域教育不平等的趨勢151
第四節未來研究方向152
附錄一：問卷(摘自CGSS2006)156
附錄二：包括農村在內的區域差異與教育不平等的分析結果163
參考文獻176
第一章導論
轉型期中國教育不平等面臨著兩大現實，一是社會結構不斷變化，階層分化不斷加深，造成區域內部因家庭背景不同教育獲得的不平等，二是區域經濟社會發展的巨大不平衡，造成區域之間教育發展的不均衡，二者都在深刻地影響著中國教育不平等的現實狀況。本研究的主題是我國教育不平等的區域差異，需要弄清我國教育獲得的階層不平等的現狀和不同地區由于經濟社會發展水平的差異如何影響教育不平等的現實。
首先，我們關注因社會分層產生的教育不平等現象。在轉型期中國教育發展極為迅速的情況下，教育獲得的平等化程度提高了，還是教育不平等在擴大？也就是學校教育是傳遞社會上層的階層優勢還是促進了弱勢群體的代際上向流動？大家知道，教育是工業化國家社會流動的主要通道，教育的代際影響也是現代社會分層體系開放程度的重要標志，教育不平等的研究是社會科學始終關注的話題。布勞與鄧肯的經典論題把教育獲得與家庭背景的關系引向了社會分層研究的中心(Blau&Duncan，1967)。它確立了以微觀視角的家庭資源稟賦理論為主流的解釋邏輯，即以家庭所擁有資源的多寡來解釋其子女的教育成就即教育獲得研究（李煜，2006）。布勞和鄧肯的研究表明在20世紀五六十年代的美國，個人成就的后致性因素比歸因的先賦性因素在決定職業地位獲得中扮演更重要的角色，其中，教育在社會再生產和社會流動中起主導作用(Ganzeboometal.，1989:284)。在此基礎上，國內外社會學家在隨后的研究中進一步揭示了家庭的經濟、社會與文化資本對子代教育獲得與上向社會流動的影響(Breen&Jonsson，2000；DiMaggio，1983；布迪厄，2002，2004)。
國外的已有研究主要發現了教育的代際繼承模式。即使在開放的績效社會，家庭背景對教育獲得的作用依然顯著(Hauser&Featherman，1976；Bourdieu，1977；Grusky&Hauser，1984；Ganzeboom，etal.，1991；Montt，2011)。有代表性的研究是雷夫特里(Raftery)和霍特(Hout)提出的“最大限度地維持不平等”(MaximallyMaintainedInequality，MMI)假設，比較系統地闡釋了愛爾蘭在工業化進程中教育擴張與教育分層之間的關系，研究發現除非較高階層的入學需求已經處于飽和狀態，否則，教育擴張并不會影響到家庭背景因素對教育分層模式的影響(Raftery&Hout，1993)。在此之后這一假設也得到了在13個工業化國家的跨國比較研究的支持（Blossfeld&Shavit，1993）。這種穩定性的教育機會的不平等得到法國著名社會學家布迪厄的文化資本理論的解釋（Bourdieu&Passeron，1990）。
與這一研究進路相承接，國內外教育社會學家從不同的角度對影響教育不平等的個人家庭背景、人力資本、社會資本、文化資本、教育體制、社會制度、歷史文化等相關因素進行了大量研究。過去的研究主要注重于對社會結構條件、家庭的教育背景和階層背景對代際之間教育的繼承模式研究（Blau&Duncan，1967；Hauser&Featherman，1976；李春玲，2003，2010；劉精明，2000，2006，2008；李煜，2006；郝大海，2008；吳曉剛，2010；周怡，2009）。這些研究間接地假設教育分層的機制在幾代人之間和個人生活過程中是相對穩定的。周雪光強調中國再分配經濟的特點，通過中國20個城市的有代表性的樣本的研究，發現在中國不同歷史時期，父親的教育程度和職業階層地位對子代教育機會不平等的影響是不同的，認為通過宏觀政治進程和國家政策干預對教育機會總量和分配教育機會的規則的影響，對教育分層起著決定性作用(Zhou，Moen&Tuma，1998；Deng&Treiman，1997；Wu，Xiaogang&DonaldJ.Treiman，2007)。郝大海用2003年全國綜合社會調查（CGSS2003）數據，對中國城市教育分層進行研究，研究發現，改革以來，中國教育機會的擴大，并未如人們所預期的那樣明顯地縮小教育分層。改革前，由于政策干預對較高社會階層、特別是專業技術階層教育需求的抑制，一定程度上縮小了教育分層；改革后，中國教育分層正顯現出MMI假設的諸項特征:較高階層在教育分層中具有穩定的優勢，中國的教育分層已具有市場體制下工業化社會教育分層的一些基本特征，文化資本差異對加劇教育分層有著十分顯著的促進作用(郝大海，2007)。李春玲對1999年以來中國高等教育急劇擴張后的不平等狀況進行了研究，基于2005年1%人口抽樣調查數據的一個次級數據集，采用logit模型分析了大學擴招對不同階層、不同戶口身份、不同民族和性別之間的教育機會不平等的影響，并同時檢驗MMI假設和理性選擇理論在中國社會的有效性。得出的結論是:大學擴招沒有減少階層、民族和性別之間的教育機會差距，反而導致了城鄉之間的教育不平等上升（李春玲，2010）。李煜提出一個代際教育不平等傳遞的理論分析框架，強調教育不平等的產生機制、具體制度設計和社會狀況背景三者間的聯系。研究發現，改革初期，由于高考制度恢復，國家通過遵循績效原則的教育選拔制度，家庭教育背景成為改革初期教育不平等的主要原因；1992年以后社會分化加劇，教育體制受市場化的沖擊，家庭階層背景的效用顯現，教育不平等的產生機制轉變為資源轉化與文化再生產雙重模式并存（李煜，2006）。
其次，我們同時關注因區域發展不均衡在宏觀經濟社會發展層面上帶來的教育不平等的差異。以往的關于中國教育分層的研究已經注意到了改革開放前的教育不平等主要是由于社會主義的意識形態和國家政策決定的，教育的分層還僅定位于以政治分層為主的從屬地位之中，教育本身還不具有獨立的階層排斥功能。而改革開放后，隨著國家以經濟建設為中心的工作重心轉移，因市場化深入發展，再分配作用下降，人力資本對收入分配的作用越來越凸顯，通過教育提升階層地位實現上向社會流動成為各階層人們的自覺的理性選擇。1992年鄧小平南方談話后，我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取向的改革加速了社會的轉型，經濟的發展，政治與市場的互動，階層分化發展加快，加上我國改革過程的路徑選擇和地區間資源稟賦的懸殊，區域差異發展的格局形成并隨著改革過程而加劇（Xie&Hannum，1996；郝大海，李路路，2006）。中國作為一個發展中的人口大國，改革開放以來把城市化作為實現現代化的重大戰略選擇(李克強，2012)和推動經濟增長的持續動力。可以說，縱觀古今中外，從來沒有一個國家像中國現在這樣對城市化如此重視，如此依賴城市化推動經濟增長，如此從中央到地方由各級政府強勢推動新型城市化的發展。近幾年，席卷全國的“新型”城市化運動已構成世界城市化發展史上的“中國奇觀”。由于我國城市化推進中存在的巨大不平衡性，各地城市化水平存在巨大差距，不同地區，由于城市化發展水平不同，社會結構也存在明顯的不同，像北京、上海、深圳等特大城市已經形成中產為主的階層結構，而中西部地區由于工業化水平的差距較大，其社會結構主要仍然以金字塔型為主。與此同時，在階層分化加速的過程中，隨著我國教育擴張速度加快，高中教育從改革前的大眾化向普及化發展，高等教育從1999年起擴招，連續幾年增長20%以上的規模擴張，教育機會迅速增加，出現教育擴張與階層分化的同時進行，在國際上也是比較獨特的例子。由于我國經濟社會發展存在較大的區域差異，地方政府在教育投入上也存在著明顯的地區差異，因而，地區之間教育發展水平之間也存在不小的差距。
教育作為社會流動和階層地位獲得的基礎，一直為中外教育社會學者所關注，無論是研究教育規模的增長即教育擴張，還是研究教育機會的構成與分配，都是在努力發現教育不平等的規律。本書研究主題與一般研究教育不平等的不同之處在于力求通過理論建構中國當代教育不平等的地區差異的基本規律，并用中國綜合社會調查數據來實證研究。
盡管各工業化國家教育不平等有著較為一致的邏輯，但是由于各國工業化路徑選擇不同，各國的政治制度、社會結構、教育體制、歷史文化規范不同，教育不平等存在不同的特點。就國內各地區的教育不平等情況也是一樣，盡管我國不同地區的政治制度框架相似，政府管理方式趨同，但是，由于不同區域的經濟發展水平、教育規模擴張程度、地域文化的不同，同樣地對教育不平等的狀況產生影響。改革開放以來，隨著經濟的飛速發展與社會的巨大變遷，特別是中國特色的市場經濟的深入發展，教育分層與社會分層的聯系日益緊密。中國的教育分層研究得出的結論與西方發達國家這方面的研究結論是相同的：隨著教育擴張，地位教育層次的教育短期內的入學機會的巨大增長沒有減輕階層傳遞的優勢，管理階層和專業技術階層的代際傳遞明顯。但是，過去的研究僅僅考慮了地區之間存在著教育選擇的差異，預設了在不同地區之間，相同的階層在教育利益上的相對比較優勢是相同的，忽視地區發展差異對教育分層的影響；其實，在中國的不同區域，由于經濟發展水平、階層分化與教育擴展的程度之間有著明顯的差距，階層之間通過教育維持優勢地位的能力是不同的；中國的區域差異發展正好為我們研究教育的階層優勢維持機制提供了充分的經驗研究材料。眾所周知，個人教育利益的優勢不僅與個人的家庭階層背景有關，也受教育外部的制度環境的影響。經濟社會發展與社會分化程度的不同等教育的外部宏觀結構因素的不同，對階層教育優勢的影響如何，成為教育不平等研究的重點。相同階層背景特征的個人在不同地區間的教育獲得是否具有不變性，不同地區的外部環境的結構因素是如何影響家庭背景對個人教育獲得的作用的機制是一個有待深入研究的問題。
同時，本研究還希望通過實證研究發現同西方國家的研究進行對話，西方工業化國家的教育最大化維持假設是在西方社會階層結構相對穩定的情況下得出的結論，西方工業化國家的學校教育主體相對獨立性較強，并且教育擴張更多是在相對較長時期內逐步實現的情況下內生的需求不斷推動的；而中國的教育擴張是在國家政策的干預下產生的，期間正處于社會階層地位不斷分化的過程中，并且由于中國政治管理體制基本不變的情況下，社會階層結構與西方國家的社會階層結構有著巨大差異，對不同階層教育優勢作用的影響相對更加復雜。國內的相關研究對制度的分析，大多僅局限于教育制度本身，試圖通過不同時期教育制度變遷因素來解釋教育不平等的原因，而忽視了教育制度之外教育擴張本身和社會結構加速分化等其他結構性因素造成的對教育機會不平等的影響。以往的階層教育不平等的研究中，有一些研究已經關注到了地區差異的影響，但是只是在建構模型時把地區作為虛擬變量，只是知道了地區之間存在著差異，但是對區域層次的影響程度和影響機制缺少研究。
本書試圖在以往研究關注不同歷史時期教育制度變遷影響的基礎上，重點關注改革開放以來，隨著經濟社會的發展，區域之間經濟社會差距形成過程中，影響階層教育獲得的區域結構與制度環境因素和影響的機制。將區域間的教育規模擴張、經濟社會發展與社會分化水平的差異看作是變化的維度，通過建立多層logit回歸模型，建立宏觀社會經濟結構因素與個人層次因素的聯系，揭示區域差異對個人受教育年限、高中與大學升學轉換中個人性別、父親政治身份、家庭背景對教育不平等趨勢的影響。
本研究的難點之一在于區域層次影響階層教育獲得的制度環境因素分析。其次是，與以往的研究面向不同，本書不只是研究家庭背景對子女教育獲得的影響，而是研究同樣的家庭背景在不同地區對子女教育獲得的比較優勢的不同；著重研究教育不平等的宏觀社會結構因素，宏觀經濟社會發展和社會分化水平對家庭背景在子女教育獲得的相對優勢的變化。
我們認為，對轉型期的社會主義中國而言，教育的不平等是一個復雜的現象，是政治經濟制度變遷、不同社會群體博弈的后果，也是不同區域經濟社會發展所處的階段綜合作用的結果。現代教育是與經濟社會發展緊密相關的，可以說，現代教育肇始于城市化發展中的移民社會化問題和市場需求引致資本社會化后科層制組織對人才多樣化需求的解決。現代化邏輯就是通過市場競爭來體現的，只要市場化這一制度化條件在起作用，就永遠交織著教育競爭與教育公平之間的矛盾；只要地區之間存在較大差距，區域教育不平等就不可能消除。
研究國家通過社會轉型，市場化推進帶動城市化發展的社會中社會階層結構變化對教育獲得的影響意義重大。
首先，對中國轉型期城市化加快發展和市場經濟體制逐步完善的條件下，區域教育不平等的研究，可以比較地區之間不同程度的教育規模擴張、經濟社會發展與社會分化水平對階層教育獲得模式的影響。同時，可以檢驗隨著工業化水平提高，是否會出現西方工業化發展過程中表現出的教育獲得的自致性因素增加的現象，也可能出現發達地區與落后地區階層教育獲得的兩極分化趨勢；或者發現隨著經濟社會發展與分化而出現教育不平等的新的影響機制。從而可以為國家下一步的區域教育改革政策提供有益的啟示。
其次，由于我國正處于社會轉型期，政府管理也從原來的集中統一向分權多元治理的方式轉變，經濟、政治、文化的互動對我國社會分層結構化機制都在產生十分重要的影響。因此，在一個更為廣泛的社會制度背景下，研究教育不平等機制與經濟社會條件的關聯，將有利于加深對我國經濟社會改革與教育領域改革的認識。通過用教育外部的環境變量來解釋教育不平等，可以在一個更加廣泛的社會制度背景條件下，通過實證研究發現宏觀制度環境對微觀個人教育獲得的影響機制。分析教育不平等機制與經濟社會發展之間的關聯，將有利于加深對教育改革與社會發展的認識，有利于從更高的層面來分析和制定教育的平等化和均衡發展的政策。
再次，通過對不同地區宏觀經濟社會結構因素對個人家庭階層背景的影響機制的研究，可以進一步揭示中國教育現代化不同于西方社會教育現代化的特點，從而在政治、文化制度層面形成破解我國教育不平等發展的機制。研究上述問題也有利于我們從理論高度提出解決有關跨區域教育不平等問題的措施，既有重要的理論意義，對制定教育發展政策具有重要的實踐價值。
最后，本研究采用多層回歸方法，將區域教育擴展與經濟社會發展水平對教育不平等的影響作為中心問題來研究，可以減少原來忽視區域之間發展水平差異給教育不平等帶來的誤差，把階層差異與區域差異對教育不平等的影響區分出來，也是研究方法的一大創新。
……
新書資訊